“没想到一颗苹果能延伸出这么多产品,从种植到销售的全链条模式太完整了。”台青林晓薇说。她特别注意到企业通过合作社带动600多户果农参与种植,“这种‘企业+农户’的模式,既保证了产品品质,又能让农民稳定增收,很有借鉴意义。”
叶海亚认为,“上合组织大家庭”成员通过一系列合作机制,可以有效制定计划,分享发展经验,在减贫、粮食安全、公共卫生等领域不断深化合作,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他表示:“实现可持续发展既是全球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共建美好未来的必然选择。”
在陈嘉庚和南侨总会的号召下,1939年,先后有9批共计320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回国,担负起滇缅公路抗日军运任务。陈嘉庚还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线捐献寒衣、药品和卡车等物资,并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药厂直接为前线供药。
司徒美堂曾回忆说,当时募捐的名目有如下各种:额捐(每人每月额捐15美元)、飞机捐、散捐、餐馆的自由捐、公债票等。抗战期间,纽约每个华侨平均额捐了670美元到1000美元。
活动当天,官兵列队于营门两侧,迎接5位平均年龄99岁的抗战老兵。随着老兵的到来,官兵代表向老兵们敬献鲜花,并致以标准军礼。
“我虽死,尔等免用痛心,中国必定胜利!”1939年11月21日夜,泰国华侨领袖蚁光炎在曼谷耀华力路遭日本特务枪杀。在弥留之际,他用微弱的声音,向身边的亲人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日寇的铁蹄踏碎白山黑水的安宁,当敌机的轰鸣划破重庆的夜空,无数中华儿女在山河破碎的绝境中,毅然做出了不平凡的抉择:赵一曼受尽酷刑,却仍高呼“甘将热血沃中华”,以铮铮铁骨铸就信仰的丰碑;左权将军在十字岭战斗中身先士卒,在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壮烈牺牲,“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恰是对他爱国情怀与英雄气概的真实诠释;狼牙山五壮士将敌人引至大部队撤离的相反方向,在弹尽粮绝之际,毅然纵身跃崖,体现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并非天生的英雄,却在国难当头之时,选择将“小我”融入“大我”,以血肉之躯为同胞们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让民族的脊梁在烽火中愈发挺拔。
上述两起事件,引起了一些企业人士的担忧。这些担忧包括是否存在全国性查税,不少企业担忧如果倒查多年需要补税,这对于经营困难的当下无疑是“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