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文蒋介石一度的乐观类似,蒋作宾亦认为日本“其败必矣”,并认为国联与美国的干涉卓有成效。然而,9月26日,蒋作宾得知国联否决了派员来东北调查的提案,对此他认为:“日方可谓大占胜利。吾国首席代表(施肇基)为洋员利用,又被国联秘书厅操纵。”值得指出的是,在此之前,即有人对外交手段不抱有希望。9月22日,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蒋廷黻针对九一八事变发表讲演,他认为治标方面,唤起国际同情不会有什么效果,宣战则必败,唯一能做的只有抵制日货了;治本方面,“在于民族与个人之根本改革”。蒋廷黻所言的确切中后来的发展态势——外交失败、对日军侵略一再忍让,国内经常抵制日货,蒋介石并发起了新生活运动。白坚武亦认为“急初别无良法,惟有以卧薪尝胆之精神,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雪此耻耳”。
面对失能老人,康复医学是个“体力活”。这些老人无法主动配合、自主训练,需要依靠康复治疗师去完成所有“被动动作”:四肢牵引、前屈后伸、内收外展……“老人长期卧床不动,容易造成肌肉萎缩,甚至功能进一步退化,不利于病情恢复。我们必须通过规律训练,激活他们的身体潜能。”汪唯一坦言,一开始真有点儿吃不消。“尤其帮老人抬腿,一遍一遍,每天重复几百次。下了班感觉全身酸疼,回到宿舍倒头就能睡着。”
纵观这些人的日记,可见,对于九一八事变,不同人的不同人的理解,也有不同的应对。对于追究责任,或认为当局(包括蒋介石与张学良)软弱无能,或认为当局事先缺乏准备,或认为是整个民族的落后,或认为是此前革命外交对日本的刺激太甚。
已经加入共青团与反帝大同盟的聂耳当时在上海,直到9月20日才通过报纸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在明月歌剧社工作的同事当天谈到九一八事变时,“总是一些国家主义的观念”,聂耳在日记中批评道:“他们就不知道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必然会来的动机和导火线,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望靠谁解决都是狗屁,什么国际联盟!它不是一样地在想找饮食吃。”
央企研发经费连续三年超过万亿元,2024年更是达到1.1万亿元,其中近1000亿元投向基础研究。这相当于每天投入30多亿元搞创新,为突破核心技术筑牢了根基。
对年轻群体来说,文创不仅是旅游纪念,更是社交语言与情感表达的载体。也正因如此,其设计的诚意与文化诠释的准确度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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