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文蒋介石一度的乐观类似,蒋作宾亦认为日本“其败必矣”,并认为国联与美国的干涉卓有成效。然而,9月26日,蒋作宾得知国联否决了派员来东北调查的提案,对此他认为:“日方可谓大占胜利。吾国首席代表(施肇基)为洋员利用,又被国联秘书厅操纵。”值得指出的是,在此之前,即有人对外交手段不抱有希望。9月22日,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蒋廷黻针对九一八事变发表讲演,他认为治标方面,唤起国际同情不会有什么效果,宣战则必败,唯一能做的只有抵制日货了;治本方面,“在于民族与个人之根本改革”。蒋廷黻所言的确切中后来的发展态势——外交失败、对日军侵略一再忍让,国内经常抵制日货,蒋介石并发起了新生活运动。白坚武亦认为“急初别无良法,惟有以卧薪尝胆之精神,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雪此耻耳”。
考察时人眼中的九一八事变,不能不看亲历这一历史事件的人的观察。在辽宁省政府与东北大学任职的金毓黻因为身处沈阳,亲历了九一八事变。9月18日晚上金毓黻为枪炮声与电话声惊醒后,睡不着觉而等待天亮。作为主政官员,金毓黻这天检讨道:“一月以来,日本各界昌言出兵占据满洲,报纸宣传,有箭在弦上之势,我方之应付稍形迂缓,且鲜负责之人,以致演成今夜之情形,思之不禁愧愤!”这一检讨直白,亦确乎公允。第二天,金毓黻即开始与其他官员讨论维持地方秩序事宜。没几天,金毓黻便回到了随意读书的消遣时光了。9月26日晚上,金毓黻自己开始学习日语。此后,金毓黻一度被迫接受伪职。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消费时仅14周岁,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上述消费行为与其年龄、智力等情况不相适应,并未得到其法定代理人(小童母亲)的同意或者追认,案涉合同欠缺民事行为能力要件。2021年8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未成年人打赏、应援消费等活动”,被告放任小童参与集资打榜,既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违背公序良俗,法院依法认定原、被告之间的信息网络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
对年轻群体来说,文创不仅是旅游纪念,更是社交语言与情感表达的载体。也正因如此,其设计的诚意与文化诠释的准确度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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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并代理院长等职的邵元冲在9月19日晚上八时,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紧急会议的通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此时,邵元冲已经看到了张学良的通电,对于当中言及“不抵抗主义”的部分,邵元冲结合九一八事变时“华军均绝无抵抗,听凭缴械”的情况,评论道:“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