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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蒋作宾在抵达东京以后,由日本的“亲华派”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告知,广东方面的代表陈友仁曾来东京,向币原喜重郎允诺“拟将满洲利权一切赠送日本为交换条件”,为币原喜重郎拒绝后,“又拟向军部方面转送”。宁粤对峙期间,在九一八事变以前陈友仁即代表广东方面前往日本交涉并非秘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野,广东方面入主南京国民政府中枢,便主导对日直接交涉,并大幅度让渡我国在东北的权益。总而言之,像这样表面高举抗日旗帜,实则由利益驱动,同时在私底下与日本关系暧昧甚至是乞援并割让权益的地方派系数见不鲜,就连日本方面也对此不以为然:“是完全为权位之争,如此无定见、无主张,认为政治上不够格。”

此时在天津当寓公的前北洋失意政客白坚武,9月19日晚上被何庭流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认为此事在中国方面肇因于“东北当局平时既根本准备之毫无,时变到来又无神敏应机应付之可能;惟历次入关贪得一时之便宜,忘却永久之祸患”,与金毓黻的看法一致。9月23日,白坚武看到报纸上“当局演说誓死救国”,评论道:“但期言行相符,勿以空言相塞也。救国须有计划、有组织之力行作始,浮泛之空言移时即忘,虽百年不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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