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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7月的日本国会参议院选举中，排外色彩强烈的极右翼保守政党参政党异军突起，该党在历史问题上具有强烈的修正主义倾向。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大西广说，日本排外主义正在升温，日本政府未来能否在“慰安妇”和强征劳工等历史问题上回应韩方诉求并不明朗。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要从日军刺刀下的孤岛香港撤离，回到千里之遥的大后方，不仅山险水恶、路途艰辛，更有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军、土匪设置的重重关卡，营救工作之难，难以想象。

　　1939年，出身马来西亚富商家庭的白雪娇，决心瞒着父母应征机工回国。她在给父母留下的告别书中写道，“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联合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乘坐冲锋舟顶着风浪靠近滞留渔船，通过喊话安抚船员情绪，并协助他们穿戴救生装备。

　　声明还称，库什纳的指责言论违反了国际法，特别是违反了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义务，也“不符合法美之间跨大西洋关系的质量以及盟友之间应有的信任”。

目前我们主要实现了转录组和部分蛋白的检测，未来希望能够整合更多的组学信息，并在更大尺寸的芯片上实现一体化、自动化的成像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