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紧急呼叫，一年下来得有十几通，无论白天黑夜，有时是老人摔跤，有时是突发疾病。为此，驿站实行“三级联动”值班制度，确保电话24小时畅通，工作人员手机与驿站座机绑定，避免漏接。夜间则由轮班团队和社区志愿者协同保障，做到“白+黑”无缝衔接。电话一响，张健立刻会醒来。“我晚上睡觉浅，手机时刻保持开机状态，不敢静音，就怕社区里的老人有需要。”
1931年9月26日是这一年的中秋节，蒋介石听说日本将不接受国联的仲裁，并主张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于是，他在日记中写下：“我不能任其枭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并决定迁都西北。对蒋介石来说，前几天的希望突然落空，这一个中秋节显然不太好过。这一天的中午，邵元冲则在家中祭祖，与蒋介石的心境类似，邵元冲在日记中记录：“前方多难，虽遇令辰，益滋慨耳。”
傍晚6点，正值下班高峰期，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商城西路上，车辆来来往往，但丝毫不见拥堵。这条今年7月才新修通车的道路，直接连通城西岳王大道，极大方便了市民出行。
“您好，我这两天生病了，想向您咨询一下请小时工的事儿……”电话那头，家住东城区新景家园小区的陈奶奶用试探性的语气，拨通了附近西花市南里东区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电话。接电话的是驿站站长张健，她向老人耐心地解释了具体服务事项。这个小小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可谓包罗万象：助餐、助浴、助洁、心理慰藉、上门巡视探访等基本服务一应俱全，还会定期开展老年人喜爱的文化活动，甚至覆盖家政服务、医养结合等多元功能。这位“00后”驿站站长带领着另外三名成员，将他们所负责的驿站办得风生水起，用爱心托起了周边社区老年人的晚年幸福生活。
由此可见，最终落在实处的“不抵抗主义”当时在邵元冲等国民党要员的内心中、在一般民众的观感里乃至于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自然是十分负面的，但是，就外交与宣传层面而言，既然“不抵抗主义”的后果一时已难以逆转，当时在字面上强调中国方面持“不抵抗主义”，也并非没有道理。9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即因此事受到了国民政府监察院几名委员的弹劾，他们称：“王正廷未加调查，竟自认日军与华军冲突，授日人以口实，实属丧心病狂，卖国媚外。”而在此前，邵元冲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撤换王正廷。
从100家央企的精准布局，到创新成果的“满天星”态势，国有资产的质量更优、“家底”更厚，这印证着一个朴素真理：质量比数量更重要。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不少人拖着行李箱穿梭于各大博物馆与热门景区，带回家的除了照片和记忆，还有一大袋文创产品。可当这些纪念品被一一摆在桌上仔细端详，许多人忍不住发出疑问：“怎么哪哪买的都长得差不多？”
同在上海的黄炎培，9月19日即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这一天，他到史量才家，史量才正和一群人打牌。黄炎培于是说：“沈阳完全被占了，牌不好打了。”当中即有人反驳道：“中国又不是黄任之（黄炎培）独有的，你一个人起劲！”于是黄炎培大怒，一拳猛击牌桌中心，哭叫：“您们甘心做亡国奴吗！”众人只好散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