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在山西汾阳的冯玉祥9月21日才从发来的电报中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中秋节这一天,用饭前冯玉祥让白英振先读一遍“山东案子”、“日本进兵歌”。饭后,张人杰评论道:“过节的习惯多人不忘,如对国耻亦能如此就有雪耻之日了。”纵观冯玉祥这几天的日记与相关文电,无不是高调主战。
其时身在北平的张学良,9月19日的卯时(上午五时至七时)即收到了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与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并于当天上午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然而,就蒋介石在9月19日给张学良的致电来看,蒋介石在发电以前尚只是通过上海方面的来电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尽管张学良在此前至少已给蒋介石发来两电告知。也许是因为蒋介石抵达南昌后,各方发来的电文太多,蒋介石尚未来得及一一批阅;也许是因为各种原因,蒋介石此时尚未收到张学良发来的电文。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在这一天的致电与受访中,均强调对于日军的侵略,东北军采取“不抵抗主义”。
至9月24日,总体上,由蒋介石的日记可以看出,与邵元冲对国联与外交部的不满不同,他对于国联的仲裁抱有极大的希望,更认为“此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良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尚不致失败也”。而对张学良方面试图单独与日本媾和、广东方面对自己步步紧逼不以为然。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在此所指的“统一”,当不仅指广东方面,亦应包括东北。即如黄自进所说:“张学良的势力在东北的全面瓦解,对已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这一协议后来并未落实)的国民政府而言,反而造就了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势力可进入东北地区的契机。”只是,后来的发展未如蒋介石所想。
经查,陈玉祥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执纪违纪,执法犯法,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热衷于吃喝享乐,长期频繁接受宴请,违规接受旅游、健身等活动安排;无视组织原则,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反工作要求,干预和插手司法及执纪执法活动;甘于被“围猎”,把组织赋予的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运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保障和改善民生,离不开发展赋予的底气与能力。论实力,我国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稳居前列,为民生改善奠定物质基础;看条件,我国民生政策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同时兼具前瞻性、灵活性,能够因时因势拿出储备工具和增量政策,确保民生保障不掉线。而解决好民生问题,不仅直接提升百姓生活质量,更有助于扩大内需、提升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升级,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人口老龄化催生银发经济,环保意识拉动绿色消费,健康理念引领大健康产业发展……无数民生领域都蕴藏着巨大的产业机遇。
“文创”二字,“文”是根基,承载的是历史与故事;“创”是生命,体现的是当代转化与情感链接。真正优秀的文创,不是对文化符号的机械复制,而是能深入历史肌理,提炼出能与当下共鸣的精神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