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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时代的文献有一个很重要特征就是包含多语种文献。它的核心文献主要有蒙古语文献、汉语文献和波斯语文献，后两者占绝大部分，其中汉语文献所占比重又最大。《蒙古秘史》由蒙古草原史家所撰就，《元史》与《史集》则由蒙古帝国东、西部两大继承王朝（或后续王朝）的明王朝和伊利汗朝的史官们所编纂，这是基础性的三种史料文献。它们各有自身史学编纂传统，汉文史学的编纂传统既不同于草原史家传统，也不同于穆斯林世界史家的传统。多语种文献所记载的历史信息更为丰富，不同语种文献之间也可以比勘互证。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所生成的史料文献，矛盾、歧义之处很多，史学研究者应将互异的史料放置在自洽的逻辑系统中加以合理地阐释并建立新的历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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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进征大理常被视为蒙古人当时有假道藏区先图大理而后再迂回包抄以捣袭南宋的图谋。李天鸣先生很早就已点出，“斡腹之谋”主要出现在南宋人的议论中。“斡腹”一词的流行始于南宋，时人多用以指称他们猜度中的蒙古军队欲迂回大理、包抄南宋的军事行动。该词也应是从南宋传入向来关注和熟悉“南国”军政事宜的北方士人圈内。兀良合台奉蒙哥谕旨从云南北上，相约次年正月会师长沙。这一军事部署被郝经称为“斡腹出大理”。到元中叶，这一计划又被非历史地追溯到忽必烈经略云南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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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忽必烈由西向东攻宋，与以往北方征服南方的路径很不一样的问题，其实，由西而东统一天下，汉武帝经营西南夷以图南越的事例就有相似之处。《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苦心经营西南夷以图南越国的战略，就是先行据有西南之地而后再攻两广，所称“制越一奇也”，即指控制南越的奇路。虽南宋时代去西汉时代悬隔辽远，当今天再仔细审读南宋人当时针对蒙古存有所谓“斡腹”之谋的种种隐忧时，总会让人印象深刻地感觉到它们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历史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