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9月24日，总体上，由蒋介石的日记可以看出，与邵元冲对国联与外交部的不满不同，他对于国联的仲裁抱有极大的希望，更认为“此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良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尚不致失败也”。而对张学良方面试图单独与日本媾和、广东方面对自己步步紧逼不以为然。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在此所指的“统一”，当不仅指广东方面，亦应包括东北。即如黄自进所说：“张学良的势力在东北的全面瓦解，对已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这一协议后来并未落实）的国民政府而言，反而造就了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势力可进入东北地区的契机。”只是，后来的发展未如蒋介石所想。
9月22日，蒋作宾在抵达东京以后，由日本的“亲华派”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告知，广东方面的代表陈友仁曾来东京，向币原喜重郎允诺“拟将满洲利权一切赠送日本为交换条件”，为币原喜重郎拒绝后，“又拟向军部方面转送”。宁粤对峙期间，在九一八事变以前陈友仁即代表广东方面前往日本交涉并非秘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野，广东方面入主南京国民政府中枢，便主导对日直接交涉，并大幅度让渡我国在东北的权益。总而言之，像这样表面高举抗日旗帜，实则由利益驱动，同时在私底下与日本关系暧昧甚至是乞援并割让权益的地方派系数见不鲜，就连日本方面也对此不以为然：“是完全为权位之争，如此无定见、无主张，认为政治上不够格。”
“魏锋一案暴露出拆迁安置主体责任缺位、评估复核监督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时任蒙城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李子辉介绍，为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县纪委监委向县房屋征收补偿服务中心发出监察建议书，要求其严格履行监督责任，强化日常监管。
巴基斯坦国家遗产与文化部部长奥朗则布·汗·基奇，加纳旅游、文化与创意艺术部部长阿卜拉·戈马希，赞比亚旅游部部长罗德尼·西孔巴，尼加拉瓜人民和青年文化局联合局长布兰卡·阿劳斯，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吉尔吉斯斯坦数字发展和创新技术部副部长阿齐兹别克·皮尔马马托夫，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和文化部副秘书长尤斯里·优素福，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署副署长瓦利耶夫·齐约维丁·阿卜杜贾利洛维奇，布隆迪青年、体育和文化部部长助理恩达吉杰·侯赛因，尼日利亚艺术文化旅游和创意经济部常秘穆赫塔尔·亚瓦勒·穆罕默德，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刘玉珠，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馆长塔伊布·阿巴斯，乌拉圭国家遗产委员会主席马塞尔·苏亚雷斯，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馆长萨努贾·卡斯图里亚拉克奇，泰国自然资源与环境部部长顾问蒙蒂普·斯里拉塔娜，阿富汗驻华大使阿萨杜拉·比拉勒·卡里米，孟加拉国驻华大使穆罕默德·纳兹穆尔·伊斯兰，赞比亚驻华大使伊万·齐乌卢，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乔云飞及陕西省有关领导等出席开幕式。
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老师，我能行。”小钢踏上求职路时的情形，陈荣枢一直记得。“尽管重修过环评课程，但他利用实习机会主动跟着老师傅跑现场，学到很多实操经验。”陈荣枢说。
四是坚持有序推进，做到环环相扣、务实高效。会前做好前期调研。认真倾听企业诉求，广泛收集企业困难和意见建议，形成“政府政策支持”、“重点招引企业”、“企业问题诉求”三份清单；依据企业需求链接全国相关高校院所、行业专家、产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金融机构，有针对性设计活动方案。“亲清直通车•政企面对面”着眼于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推动党政领导干部依法依规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解难题、办实事；“服务产业链•赋能第一线”着眼于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行业分析、政策直通、产业支持、双招双引等多元化服务。各项内容衔接贯通、相辅相成，形成有机整体。
去年，民航局、国家发改委联合发文《关于推进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的指导意见》，画出国际航空枢纽的蓝图，提出“3+7+N”国际航空枢纽功能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