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某品牌曾推出“梵高耳朵橡皮擦”,灵感源自画家割耳的悲剧经历。产品一经发布就招致广泛批评:“拿他人的苦难开玩笑,缺乏对艺术与生命最基本的尊重。”同样,一些主打“恶搞风”的鲁迅文创,也因为过度娱乐化、曲解人物精神,而被指“不尊重文化名人”。
1931年9月18日,蒋介石从南京出发,乘坐永绥号炮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至9月19日才抵达南昌。9月19日中,笔者目前仅见蒋介石于当天戌时(晚上七时至九时)给张学良发去一电,要求张学良对外辟谣,九一八事变并非起于我军破坏“南满铁路”。由此,大致可以推知,无论是蒋介石9月19日抵达南昌的时间,还是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时间,应当都不会太早,尽管南京方面早在9月19日上午即已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了。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可以看出他对于时局的判断。
此时僻居山西乡下的地方士绅刘大鹏直到9月23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并且他当时还以为此事发生于9月19日。这一天,刘大鹏注意到他周围“闻之者莫不惊惶失措”,可见此时民族国家观念之一斑。对于九一八事变,刘大鹏评价道:“军阀只是内讧,并不问蛮夷猾夏,内忧外患相逼而来,民国殆将不国矣。”尽管刘大鹏以清遗民自居,他所说也合乎他在心理上的认同,但是所言不无道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的确与国内各方忙于内争,而忽视外部侵略不无关系。中秋节这一天,刘大鹏所处的地方“百物腾贵,达乎极点”,而“今日为中秋佳节,人人皆吃肉食面,人皆叫苦”。尽管原因不同,但是与当时的高层政要一样,刘大鹏的中秋节也过得不甚愉快。
这样的紧急呼叫,一年下来得有十几通,无论白天黑夜,有时是老人摔跤,有时是突发疾病。为此,驿站实行“三级联动”值班制度,确保电话24小时畅通,工作人员手机与驿站座机绑定,避免漏接。夜间则由轮班团队和社区志愿者协同保障,做到“白+黑”无缝衔接。电话一响,张健立刻会醒来。“我晚上睡觉浅,手机时刻保持开机状态,不敢静音,就怕社区里的老人有需要。”
一周工作六天,张健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奔波:上门巡视、组织活动、进社区走访……周边社区内有192位签约重点服务对象,驿站成员每周必须上门探访一次。张健将任务分派给团队成员,每人每天要走访10户左右。“刚来时大家都白白净净的,如今个个晒得挺黑。”她伸出手臂,展示着被晒黑的肤色。
经查,陈玉祥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执纪违纪,执法犯法,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热衷于吃喝享乐,长期频繁接受宴请,违规接受旅游、健身等活动安排;无视组织原则,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反工作要求,干预和插手司法及执纪执法活动;甘于被“围猎”,把组织赋予的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运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阿拉木图人口近200万人,民航吞吐量规模在1000万人次;乌鲁木齐人口超过400万人,民航吞吐量规模在2700万人次。“新疆人均乘机次数更多,但乌鲁木齐国际旅客吞吐量不到阿拉木图的十分之一,国际货邮吞吐量更是阿拉木图的零头。” 李瀚明认为,换个角度,差距就是上升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