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加强教师待遇保障,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十四五”时期,各级财政部门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各级各类教师待遇保障力度,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推动教师队伍不断壮大,2024年全国共有专任教师近1900万人,比2019年增加150多万人;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健全“越是基层,越是艰苦,待遇越高”的差异化补助激励机制,每年惠及120多万名乡村教师;配合相关部门推进高校薪酬制度改革,有序推进中央和地方试点工作,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进一步激发高校创新创造活力。
聂耳的音乐之路植根于云南丰厚的民族文化土壤。自幼接触笛子、二胡、三弦、月琴等民族乐器的聂耳,滇剧、花灯、洞经音乐是其童年熟悉的旋律。
青海将西宁机场三期扩建工程视为深度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工程;甘肃认为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工程是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有力注脚;西安和乌鲁木齐都表示,咸阳机场、天山机场的改扩建工程,能助力西安、乌鲁木齐打造“一带一路”核心枢纽。
在博物馆的橱窗里,我看到了陈纳德将军第一次来中国调研时用的护照,上面写的职业是“Farmer”——农民。也读到了他在1937年3月来中国之前给弟弟写的一封家书。家书里他已经预料到自己之后在中国的工作会影响历史。正如之后陈纳德将军那句流传甚广的话所言:“等到最后一个日本人离开中国时,我会高高兴兴地离开中国。”这不仅是他的承诺,更是他生命的注脚。
在创作过程中,聂耳始终坚持艺术与现实相结合。为写好《码头工人歌》,他亲赴上海码头体验工人劳动;为谱出《卖报歌》,他与卖报女孩深入交谈,捕捉真实生活脉搏。
谈到中文学习面临的挑战,有一种说法是这门语言“是全球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北京语言大学苏英霞教授并不认同这种说法,认为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她说:“每种语言都有难学和易学之处,比如汉字的表意性对中文学习者理解复合词词义很有帮助。知道了‘书’‘钱’和‘包’的意思,很容易推测‘书包’‘钱包’的意思。此外,她认为中文是否难学还与学习者的母语背景有关。比如美国学生觉得汉字学起来难,但日本学生可能觉得汉字学起来容易。笼统地给中文下个‘难学’的定论,可能会给学生造成心理压力,未学先惧,不利于学习。”
过去,观众走进剧场,沉浸在舞台的魔力中,演出结束便匆匆离去。而如今,剧场正成为一个开放的空间,它不仅是内容的生产者,更是情感的连接点和消费场景的延伸。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票根经济”的兴起。一张小小的票根,不再只是入场凭证,而是开启城市文化探索的钥匙。在上海,许多实践正在展开: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友邻计划”,让观众与安福路上的咖啡馆、花店、餐厅建立起联系;音乐剧《SIX》(《六个皇后》)的“皇后巡游地图”,让淮海路商圈沉浸在一片紫色氛围之中;《不眠之夜》则凭借独特的沉浸式体验,带动了所在商圈的人流和消费。
“最难的是写汉字”“发音比较难”……这是母语非汉语的学习者在学习中文过程中常遇到的挑战。为了提升中文水平,他们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也总结了不少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