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纵观这些人的日记，可见，对于九一八事变，不同人的不同人的理解，也有不同的应对。对于追究责任，或认为当局（包括蒋介石与张学良）软弱无能，或认为当局事先缺乏准备，或认为是整个民族的落后，或认为是此前革命外交对日本的刺激太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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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月24日，总体上，由蒋介石的日记可以看出，与邵元冲对国联与外交部的不满不同，他对于国联的仲裁抱有极大的希望，更认为“此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良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尚不致失败也”。而对张学良方面试图单独与日本媾和、广东方面对自己步步紧逼不以为然。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在此所指的“统一”，当不仅指广东方面，亦应包括东北。即如黄自进所说：“张学良的势力在东北的全面瓦解，对已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这一协议后来并未落实）的国民政府而言，反而造就了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势力可进入东北地区的契机。”只是，后来的发展未如蒋介石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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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工作中不乏委屈时刻。有一次上门巡视探访，她刚敲开门就被家属劈头盖脸骂了十几分钟，也不敢顶嘴。后来才知道，对方当时正和家里人闹矛盾，她不小心撞在了枪口上。“千万不能硬碰硬，否则只会越闹越僵，只能等情绪过去再沟通。”第二天再次上门时，张健主动放低姿态：“我们昨天上门服务打扰到您了。”家属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向她道了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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