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汪唯一也能在老人的点滴进步中，收获温暖的成就感。去年年底，一位80多岁的奶奶髋部骨折后做了关节置换术，刚开始只能卧床。根据出院小结和医生建议，汪唯一为奶奶量身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计划。从一开始在床上做理疗缓解疼痛，卧床开展被动活动，再慢慢练习坐起，直至站立，这位老人最终实现了自主下地行走。
尽管养老行业发展仍有许多现实困境，但张健从没想过转行。“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让老人真正享受到政府的福利，让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人是真心为他们服务的。我们在做一件很温暖的事情。”
十年来，新疆已构建起“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法律服务网络，县(市、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全覆盖，乡镇(街道)工作站建成率超95%，村(社区)法律顾问实现常态化驻村。数据显示，2024年新疆法律援助案件量较2014年增长3倍，各族群众通过“12348”法律热线咨询量年均递增20%。“从‘信访不信法’到‘遇事找法’，法治信仰正在边疆大地生根。”王冠华说。
得知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原定计划必须改变，9月20日，蒋介石即从南昌坐船返回南京。9月21日，蒋介石抵达南京，并召开会议，决定“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同时“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同在上海的黄炎培，9月19日即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这一天，他到史量才家，史量才正和一群人打牌。黄炎培于是说：“沈阳完全被占了，牌不好打了。”当中即有人反驳道：“中国又不是黄任之（黄炎培）独有的，你一个人起劲！”于是黄炎培大怒，一拳猛击牌桌中心，哭叫：“您们甘心做亡国奴吗！”众人只好散去。
“是真的没有诉求吗？”会后，方青桥提出申请，经单位批准后，注册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工作之余，他利用早中晚时间体验送外卖工作，以身入局感受外卖骑手的酸甜苦辣。
原本负责审核环节的魏锋应当严格把关，但在明知蔡燕蒙造假的情况下，魏锋依然在相关材料上签了字，手中的权力成了他牟取私利的工具。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上海，聂耳看到，日本商店在门口贴上标语表示庆祝，日本驱逐舰开来保护侨民，虹口一带日本警察密布，日本人在汽车上插有带标语的旗帜进行示威，想必这一现实中的刺激也是当时在上海的一代左翼青年的共同记忆。关于中秋节，聂耳则在日记中写道：“可怜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如此凄凉地去度中秋……别人都出去，看的看电影，游的游公园，只有我老守在家里看《作曲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