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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并代理院长等职的邵元冲在9月19日晚上八时，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紧急会议的通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此时，邵元冲已经看到了张学良的通电，对于当中言及“不抵抗主义”的部分，邵元冲结合九一八事变时“华军均绝无抵抗，听凭缴械”的情况，评论道：“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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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近些年受经济下行、大规模减税降费、楼市土地市场低迷等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受到一定冲击，而刚性支出有增无减。在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也有更大的动力加强征管，查漏补缺，依法依规征收该征收的税费。当然，税务部门也要同时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坚守不收“过头税费”红线。

此时僻居山西乡下的地方士绅刘大鹏直到9月23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并且他当时还以为此事发生于9月19日。这一天，刘大鹏注意到他周围“闻之者莫不惊惶失措”，可见此时民族国家观念之一斑。对于九一八事变，刘大鹏评价道：“军阀只是内讧，并不问蛮夷猾夏，内忧外患相逼而来，民国殆将不国矣。”尽管刘大鹏以清遗民自居，他所说也合乎他在心理上的认同，但是所言不无道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的确与国内各方忙于内争，而忽视外部侵略不无关系。中秋节这一天，刘大鹏所处的地方“百物腾贵，达乎极点”，而“今日为中秋佳节，人人皆吃肉食面，人皆叫苦”。尽管原因不同，但是与当时的高层政要一样，刘大鹏的中秋节也过得不甚愉快。

与前文蒋介石一度的乐观类似，蒋作宾亦认为日本“其败必矣”，并认为国联与美国的干涉卓有成效。然而，9月26日，蒋作宾得知国联否决了派员来东北调查的提案，对此他认为：“日方可谓大占胜利。吾国首席代表（施肇基）为洋员利用，又被国联秘书厅操纵。”值得指出的是，在此之前，即有人对外交手段不抱有希望。9月22日，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蒋廷黻针对九一八事变发表讲演，他认为治标方面，唤起国际同情不会有什么效果，宣战则必败，唯一能做的只有抵制日货了；治本方面，“在于民族与个人之根本改革”。蒋廷黻所言的确切中后来的发展态势——外交失败、对日军侵略一再忍让，国内经常抵制日货，蒋介石并发起了新生活运动。白坚武亦认为“急初别无良法，惟有以卧薪尝胆之精神，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雪此耻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