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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江西吉安“剿共”前线的陈诚直至9月21日才由何应钦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此时，陈诚所听说的九一八事变是起于“倭寇借中村失踪事”，可见消息传播的失真。知道消息后，陈诚于9月22日致电南京方面，表示“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成败利钝，概不暇计”。这一天，陈诚并在宴请吉安各军事领袖的宴会上，指出在九一八事变以后，除了外交手段以外，“对于军事须积极准备，如不能达到目的，即行宣布绝交，即以军事行动，即失败亦不能与之讲和，以比利时、土耳其、摩洛哥为例，人心不死，绝不致亡国也”。中秋节这一天，陈诚在日记中写道：“回忆去年之今日，正克复郑州（中原大战），以为此后当可使中国之军阀觉悟，从此政治可上轨道，岂知愈演愈烈。”可见陈诚的这一个中秋节也不甚愉快。

简而言之，黄郛所言事实上是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所持的“革命外交”的批评。只是，黄郛未必是后见之明，但是九一八事变的后果却远甚于黄郛此前的预测，故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可否能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所致呢？如台湾地区学者李恩涵所说，日军“不只拒绝对中国温和型‘革命外交’，予以同情，甚至要乘机一举以武力公然侵占中国的东北”。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上海，聂耳看到，日本商店在门口贴上标语表示庆祝，日本驱逐舰开来保护侨民，虹口一带日本警察密布，日本人在汽车上插有带标语的旗帜进行示威，想必这一现实中的刺激也是当时在上海的一代左翼青年的共同记忆。关于中秋节，聂耳则在日记中写道：“可怜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如此凄凉地去度中秋……别人都出去，看的看电影，游的游公园，只有我老守在家里看《作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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