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对一些梦想走上职业赛场的运动爱好者来说，群众赛事的火热，为打通“草根”直通“职业”的“任督二脉”提供了更多可能。构建起衔接顺畅的体育生态链条，或许能成为突破职业赛事成绩瓶颈的一剂良方。(步峨)
此时僻居山西乡下的地方士绅刘大鹏直到9月23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并且他当时还以为此事发生于9月19日。这一天，刘大鹏注意到他周围“闻之者莫不惊惶失措”，可见此时民族国家观念之一斑。对于九一八事变，刘大鹏评价道：“军阀只是内讧，并不问蛮夷猾夏，内忧外患相逼而来，民国殆将不国矣。”尽管刘大鹏以清遗民自居，他所说也合乎他在心理上的认同，但是所言不无道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的确与国内各方忙于内争，而忽视外部侵略不无关系。中秋节这一天，刘大鹏所处的地方“百物腾贵，达乎极点”，而“今日为中秋佳节，人人皆吃肉食面，人皆叫苦”。尽管原因不同，但是与当时的高层政要一样，刘大鹏的中秋节也过得不甚愉快。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与体育宣传发展战略研究中心高端智库骨干专家、广州体育学院教授曾文莉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体育具有较强的杠杆效应，以体育赛事表演为杠杆，能撬动城市基建、旅游、文化等，激活体育消费热情，推动体育产业能级提升，而这个杠杆的原动力主要是运动员尤其是明星运动员。
赛事组织创新玩法？群众赛事成为“脑洞”试验田。群众赛事组织成本相对低、观众包容度高、试错空间大，是妥妥的创新“草稿纸”。从那些让你直呼“炸裂”的新奇转播视角，到趣味值拉满的互动玩法，很多出圈的创意，转头就能反哺职业赛场，提升了赛事运营效率，也拉高了参赛、观赛的“爽感”阈值。
包银高铁包惠段设包头、白彦花西、乌拉特前旗、五原、巴彦淖尔、磴口、碱柜、乌海、乌海南、惠农南站共10座车站，其中包头、惠农南站为既有车站，其余车站为新建车站。
例如某品牌曾推出“梵高耳朵橡皮擦”，灵感源自画家割耳的悲剧经历。产品一经发布就招致广泛批评：“拿他人的苦难开玩笑，缺乏对艺术与生命最基本的尊重。”同样，一些主打“恶搞风”的鲁迅文创，也因为过度娱乐化、曲解人物精神，而被指“不尊重文化名人”。
澎湃新闻从江苏扬州高邮市相关部门获悉，近期，高邮市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方青桥花了一个月时间，兼职做外卖员，最终将这段“卧底”经历写成一份带有“体感温度”的调研报告。报告建议，设立“异常天气补贴”，让骑手在暴雨天多一份保障。同时，建立更畅通的申诉渠道，让每一个被误解的骑手有处说理、有人撑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