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同领域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文学领域问题不是很大，因为文学本身就是提供情绪价值的，它有很多的主观性。什么文学是真实的？我们可以讨论。我不是绝对的权威，但是在某些领域，比如涉及国家安全、军事、外交，包括经济，甚至历史，都是需要非常严谨、系统性、专业化的知识的。当知识分子只考虑和粉丝的关系的时候，这是一个危机。他把这些东西变成了一种“吸粉”的手段，原有那些专业的知识就带来了危机。
会上，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马飞雄介绍，加强烈士陵园提质改造，投资2.7亿元，实施43个抗战烈士纪念设施建设项目；实施全国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整修工程，补助资金20亿元，推动7.7万余座零散烈士墓迁至烈士陵园。
答：针对消费者利用AI技术伪造商品问题图片恶意退款的现象，监管部门可从三方面推进治理：首先需完善法律法规，当前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侧重保障消费者权益，缺乏明确保护商家的条款，导致部分消费者借AI伪造图片低成本套取不正当利益，需在法律中明确恶意退款行为及对应后果；其次要落实AI生成内容标识规定，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尚未施行)与《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AI生成的照片、视频添加可明显感知的标识，对未履行标识义务的服务提供者依法处罚，同时完善对删除、篡改标识用户的处罚措施；最后还应建立跨平台用户消费信用机制，若用户在多平台实施伪造退款行为，平台可关闭其账号，并将消费信用纳入个人征信，限制其线上消费。
许纪霖： 2003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事实上我要回应的是90年代到2000年初第一次知识分子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和今天有点不一样。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80年代知识分子天然认为自己是精英。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知识分子碰到三个挑战：
2011年9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同志引用鲁迅的文章回望我们这个民族深邃的心灵史：“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我这里仅以经济学为例。许老师是历史学家，历史学知识分子的转型，又不一样了。我刚刚讲原有学院体制的知识结构变成了一种人际关系，就是我要跟你搞好关系。这件事情挺可怕的，因为人和人之间会相互影响、相互控制。本来我只为知识、为真理、为价值观服务，现在我变成为你服务，我要不要讨好你？要不要害怕被你抛弃？这个里面的真实、关注的焦点就发生了转变。
在不断健全法规政策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先后印发相关文件，修订相关法规规章，制定烈士纪念设施规范管理、加强烈士纪念设施展陈讲解工作的意见等政策制度，为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这些抗战烈士纪念设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许纪霖：你前面提到五四，我前面提到了吴宓和梅光迪，他们是学衡派知识分子，他们是“哈佛帮”，在哈佛留学，坚守中国古典精神，他们也非常敬佩陈寅恪。陈寅恪是学衡派的精神领袖，他继续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坚守学术阵地，坚守学术共和国，这很好。但是吴宓和梅光迪“既要又要”，既想成为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师，又觉得自己留过学，还是哈佛的，而胡适是哥大的，凭什么对西方文化又不懂，回到中国风头这么劲？心里就嫉妒，于是赶紧回中国和胡适“决战”。“决战”的战场在哪里？不在校园，而在公共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