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适逢国民党当局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与此同时,宁粤对峙,大规模武装冲突一触即发,更是蒋介石的心头大患——正如学者金以林所总结:“此次反蒋事件同以往历次反蒋事件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动员面之广,参与的派系之多,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以往历次反蒋战争多是以地方实力派为主,附以国民党内个别派系的支持。而此次反蒋运动,则是党内各派系前所未有的大联合。而且先是由一批在党内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领袖发起,再带动地方实力派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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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蒋作宾在抵达东京以后,由日本的“亲华派”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告知,广东方面的代表陈友仁曾来东京,向币原喜重郎允诺“拟将满洲利权一切赠送日本为交换条件”,为币原喜重郎拒绝后,“又拟向军部方面转送”。宁粤对峙期间,在九一八事变以前陈友仁即代表广东方面前往日本交涉并非秘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野,广东方面入主南京国民政府中枢,便主导对日直接交涉,并大幅度让渡我国在东北的权益。总而言之,像这样表面高举抗日旗帜,实则由利益驱动,同时在私底下与日本关系暧昧甚至是乞援并割让权益的地方派系数见不鲜,就连日本方面也对此不以为然:“是完全为权位之争,如此无定见、无主张,认为政治上不够格。”
宁化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区,是中央红军长征四个出发地之一。宁化县总医院副院长刘健说:“我们正全力推进村卫生所的标准化建设,将红医精神深度融入服务体系,打造‘红医+健康’服务新模式,让红色基因得以在新时代赓续传承,守护民生。”
详细剖析两个企业补税案例,也能一定程度上消除上述担忧。枝江酒业之所以被要求补缴8500万元消费税,直接原因是审计部门发现问题,税务部门据此执行。
此时僻居山西乡下的地方士绅刘大鹏直到9月23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并且他当时还以为此事发生于9月19日。这一天,刘大鹏注意到他周围“闻之者莫不惊惶失措”,可见此时民族国家观念之一斑。对于九一八事变,刘大鹏评价道:“军阀只是内讧,并不问蛮夷猾夏,内忧外患相逼而来,民国殆将不国矣。”尽管刘大鹏以清遗民自居,他所说也合乎他在心理上的认同,但是所言不无道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的确与国内各方忙于内争,而忽视外部侵略不无关系。中秋节这一天,刘大鹏所处的地方“百物腾贵,达乎极点”,而“今日为中秋佳节,人人皆吃肉食面,人皆叫苦”。尽管原因不同,但是与当时的高层政要一样,刘大鹏的中秋节也过得不甚愉快。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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