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发展条件看，城市是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必然会对城市发展目标、形态、动能等产生约束和引导。当前，我国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左右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我国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是载体和平台，承载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为此，我们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过去城市增量扩张过程中形成的从地方债务管理到财政金融举措等政策制度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加上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城镇人口增长将逐步转向平台期，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培育、增强城市发展新动能。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才能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这也有利于释放内需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而助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主要分项指数中，反映供需的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持续扩张。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今年以来连续六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今年以来连续七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8月份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新订单指数均在55%以上的较高水平，多式联运领域和水上运输业新订单指数环比大幅增长。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胸怀人类前途命运，回应国际社会期待，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进影响深远的重大实践举措，书写了多边主义新篇章，开辟了国际关系新境界。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方法和路径，进一步回应了全球南方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顺应了完善全球治理、纠正历史不公的紧迫需求，必将凝聚起国际社会更广泛共识，携手推进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开辟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上述两起事件，引起了一些企业人士的担忧。这些担忧包括是否存在全国性查税，不少企业担忧如果倒查多年需要补税，这对于经营困难的当下无疑是“雪上加霜”。
“样式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缩影，通过实地参观，我切实感受到了样式雷世家高超的建筑技艺，特别是‘诚信做人，勤勉治业’的家风家规，更是激励鞭策我们后辈创新事业、发愤图强、精益求精的民族瑰宝。”大学生张子豪有感而发。
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是健全城市工作格局、更好形成合力的有力保障。城市经济、人口、产业、空间、生态、文化等多种要素高度耦合，形成有机统一的整体。这决定了城市工作要树立系统思维，对事关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周密部署，系统推进各方面工作。过去一些城市管理是“九龙治水”，造成一些乱象，如画地为牢、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等。有效应对这一情况，要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从过去突出单部门、单领域的工作向多部门、多领域协同合作转变。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就要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集聚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合力。要强化系统观念，通过多规合一、跨部门联席会议、一网通办等方式，使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市民勤劳之手同向发力，打破条块分割和行政壁垒，实现城市空间、经济、社会、生态的全面协调发展。
这场争议的根源要追溯到1962年。当时，梵高的侄子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与荷兰政府达成一项协议：梵高家族将大量珍贵的艺术作品(200余幅油画、500幅素描及900封书信等)捐赠给国家，而政府则承诺建造并永久维护一座博物馆以确保这些珍宝能得到妥善保存并向公众永久开放。这座博物馆于1973年向公众开放。博物馆方面认为，政府目前的资金支持不足，是未能完全履行当年协议义务的表现。
在上午的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上，习主席谈到第一个“初心”——“上海精神”。24年前，上海合作组织刚一成立，就确立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