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抗战地位，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愈发凸显。曹二宝指出，日军入侵香港当日，毛泽东就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立即组织香港文化人、党的人员、交通情报人员向南洋(东南亚)和东江撤退。”开启了震撼世人的“秘密大营救”。
在四川之前，河南、内蒙古、浙江、江西的省级党委科技委员会已经亮相。河南、吉林和四川的省委科技委员会，都是由省委书记和省长担任主任。
8月28日上午，中国煤矿文工团召开干部大会，宣布文工团领导任命决定。经文化和旅游部研究决定，任命靳东为中国煤矿文工团（中国安全生产艺术团）团长。
我们今天讲的知识分子指的是一个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重建公共性。在专业领域，我们说的都是学术黑话。学术黑话我和严老师都会说，我们今天晚上如果用学术黑话交流，我相信你们都后悔这么热的天跑来听一场听不懂的 “黑话大会”。如果把学术内容还原为大白话，用我的话讲叫“人说话”，这恰恰是公共空间的规则，必须遵守。
“有时候维护和平比打一场胜仗更难。”飞虎队指挥官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将军外孙女嘉兰惠(Nell Calloway)说，外祖父曾在亲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后这样感叹。
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们这些前浪，我们的知识是怎么积累的？最早是一本书背下来，后来学历史，是日积月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以过程为导向的。我现在很注重“过程”这个词，老一辈可能用一辈子研究一部《红楼梦》或者一个鲁迅，通过漫长的积累形成整个知识体系。今天呢？好像老一辈建了一个数据库，他们去提取、去检索，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只关注检索结果。他们恨不得你直接告诉他们结论是什么，知识点在哪里。我不认同他们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心态。
从这一点上我们能看到，最失败的就是“既要又要”，你守住学术阵地本身就是很好的选择。可一旦要成为知识分子——这里要明确，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是面向公众、要进入公共空间的——那就要和时代和解，用公众所愿意接受的语言和方式来重塑你自己的知识启蒙。不要觉得大众永远是愚昧的，自己是先知先觉的，别人是后知后觉甚至不知不觉，抱着这种心态，结果一定会像吴宓和梅光迪一样失败。
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创造性地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国家不分大小、不论实力强弱，遵循协商一致原则，共商合作大计。可以说，如同在阴霾中点亮一支火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