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我快被逼疯了!一到晚上睡觉,两条腿就像有千万只小虫子在爬,又麻又痒还酸胀,必须下床来回走才能好受点,可一躺下,那难受劲又立马回来了……”在南京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诊室里,45岁的张女士(化姓)红着眼眶,向接诊的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后高擎诉说着自己近一年的“噩梦”。
6月13日、14日,河南多地发布人工增雨公告。提醒:任何组织和个人若发现未爆炸或爆炸不完全弹头、弹药碎片或火箭弹残骸,切勿擅自移动、藏匿、拆解和损毁等,请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人工影响天气有关部门,或者立即拨打110向当地公安部门报警。
与前文蒋介石一度的乐观类似,蒋作宾亦认为日本“其败必矣”,并认为国联与美国的干涉卓有成效。然而,9月26日,蒋作宾得知国联否决了派员来东北调查的提案,对此他认为:“日方可谓大占胜利。吾国首席代表(施肇基)为洋员利用,又被国联秘书厅操纵。”值得指出的是,在此之前,即有人对外交手段不抱有希望。9月22日,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蒋廷黻针对九一八事变发表讲演,他认为治标方面,唤起国际同情不会有什么效果,宣战则必败,唯一能做的只有抵制日货了;治本方面,“在于民族与个人之根本改革”。蒋廷黻所言的确切中后来的发展态势——外交失败、对日军侵略一再忍让,国内经常抵制日货,蒋介石并发起了新生活运动。白坚武亦认为“急初别无良法,惟有以卧薪尝胆之精神,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雪此耻耳”。
简而言之,黄郛所言事实上是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所持的“革命外交”的批评。只是,黄郛未必是后见之明,但是九一八事变的后果却远甚于黄郛此前的预测,故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可否能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所致呢?如台湾地区学者李恩涵所说,日军“不只拒绝对中国温和型‘革命外交’,予以同情,甚至要乘机一举以武力公然侵占中国的东北”。
1931年9月18日,蒋介石从南京出发,乘坐永绥号炮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至9月19日才抵达南昌。9月19日中,笔者目前仅见蒋介石于当天戌时(晚上七时至九时)给张学良发去一电,要求张学良对外辟谣,九一八事变并非起于我军破坏“南满铁路”。由此,大致可以推知,无论是蒋介石9月19日抵达南昌的时间,还是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时间,应当都不会太早,尽管南京方面早在9月19日上午即已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了。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可以看出他对于时局的判断。
虽然是第一次来重庆,毛治国对这座山城却早有关注,在他印象中,重庆不仅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处,推窗可见青山秀水,还有厚重的抗战文化。此次到访后,他更为重庆的城市规模、产业基础、人文生态优势等感到“惊艳”。
近日,预制菜成为舆论场中的焦点,引发社会广泛讨论。需要厘清的是,许多消费者的质疑并非针对预制菜本身,而是聚焦信息不透明的消费处境。“以为是现炒菜,实际是加热菜”,这种预期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折射出预制菜行业中消费者知情权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