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反应，在当时信息交流不畅的情况下，邵元冲所说未必精确。黄自进将日军的两轮进攻下东北军的反应分别概括为：投降、撤离、放弃抵抗而武装突围、积极抵抗力竭突围、积极抵抗壮烈牺牲；不抵抗而投降、不抵抗而撤退、奋起抵抗力竭投降。表面上来看，黄自进指出这些差异“正显示命令（指‘不抵抗政策’）的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规范，应如何解读命令的内涵，似乎因人而异”。但在根本上，黄自进认为问题出在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张学良，对于许多东北军与东北地方政府已无法真正控制，亦即他们“在事变的初期就无意效忠张学良”。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1734.8万个，比去年同期增长53.5%。下半年以来，月均增长60万个左右，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增长势头强劲。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主导，数量超过1300万，是公共充电设施的3倍多。
此时在天津当寓公的前北洋失意政客白坚武，9月19日晚上被何庭流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认为此事在中国方面肇因于“东北当局平时既根本准备之毫无，时变到来又无神敏应机应付之可能；惟历次入关贪得一时之便宜，忘却永久之祸患”，与金毓黻的看法一致。9月23日，白坚武看到报纸上“当局演说誓死救国”，评论道：“但期言行相符，勿以空言相塞也。救国须有计划、有组织之力行作始，浮泛之空言移时即忘，虽百年不救也。”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农业现代化 产业引领乡村振兴路”。贾希为在会上表示，科技赋能农业现代化，要让农业生产更“智能”、乡村产业更“高效”、乡村治理更“精细”、乡村生态更“美好”。
其时身在北平的张学良，9月19日的卯时（上午五时至七时）即收到了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与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并于当天上午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然而，就蒋介石在9月19日给张学良的致电来看，蒋介石在发电以前尚只是通过上海方面的来电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尽管张学良在此前至少已给蒋介石发来两电告知。也许是因为蒋介石抵达南昌后，各方发来的电文太多，蒋介石尚未来得及一一批阅；也许是因为各种原因，蒋介石此时尚未收到张学良发来的电文。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在这一天的致电与受访中，均强调对于日军的侵略，东北军采取“不抵抗主义”。
“您好，我这两天生病了，想向您咨询一下请小时工的事儿……”电话那头，家住东城区新景家园小区的陈奶奶用试探性的语气，拨通了附近西花市南里东区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电话。接电话的是驿站站长张健，她向老人耐心地解释了具体服务事项。这个小小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可谓包罗万象：助餐、助浴、助洁、心理慰藉、上门巡视探访等基本服务一应俱全，还会定期开展老年人喜爱的文化活动，甚至覆盖家政服务、医养结合等多元功能。这位“00后”驿站站长带领着另外三名成员，将他们所负责的驿站办得风生水起，用爱心托起了周边社区老年人的晚年幸福生活。
同在上海的黄炎培，9月19日即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这一天，他到史量才家，史量才正和一群人打牌。黄炎培于是说：“沈阳完全被占了，牌不好打了。”当中即有人反驳道：“中国又不是黄任之（黄炎培）独有的，你一个人起劲！”于是黄炎培大怒，一拳猛击牌桌中心，哭叫：“您们甘心做亡国奴吗！”众人只好散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