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的结局自然没有因为宇垣一成此番对蒋作宾的表态而有所改变,对此,蒋作宾后来在回忆录中认为,宇垣一成“亦无制止能力,如林铣十郎,即为朝鲜驻军司令,在其指挥之下,擅自开动,亦莫可如何”。蒋作宾此说未必没有道理,毕竟宇垣一成被认为是日本陆军中的温和派“大佬”。不过,即便九一八事变或许是出自关东军的“独走”,但宇垣一成在九一八事变中事实上充当了关东军的共犯。在根本上,正如学者黄道炫所说,“观察战争爆发,不能简单以日本政府的表态为准,已经无法束缚军人的日本政府,既为军人的鲁莽担忧,内心又不无为他们的大胆庆幸和自豪之意”。不过,对于身为外交官的蒋作宾而言,当时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9月18日,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5年大会打击跨国犯罪形势与对策分论坛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办,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警务部门负责人和代表,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等国际组织官员,以及中国公安机关、公安院校的民警代表、专家学者约100人参会。分论坛由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主办。
人才不只有一种定义,实现梦想也不只有一种“解法”。从大学课堂到技校车间,从理论的深耕到技术实操,无论最终选择什么职业岗位,每一个奋斗者都值得被祝福。
其时在山西汾阳的冯玉祥9月21日才从发来的电报中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中秋节这一天,用饭前冯玉祥让白英振先读一遍“山东案子”、“日本进兵歌”。饭后,张人杰评论道:“过节的习惯多人不忘,如对国耻亦能如此就有雪耻之日了。”纵观冯玉祥这几天的日记与相关文电,无不是高调主战。
1931年9月26日是这一年的中秋节,蒋介石听说日本将不接受国联的仲裁,并主张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于是,他在日记中写下:“我不能任其枭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并决定迁都西北。对蒋介石来说,前几天的希望突然落空,这一个中秋节显然不太好过。这一天的中午,邵元冲则在家中祭祖,与蒋介石的心境类似,邵元冲在日记中记录:“前方多难,虽遇令辰,益滋慨耳。”
在她的工作台上,整齐码放着三本笔记本。担心事务繁多易遗漏,张健将工作细节全部记录在册:要送药的;需清洗油烟机的;需要修脚的,什么时间提交什么数据……完成一项就打钩。密密麻麻的工作日志中,还有不少只有她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圆圈、叉号、箭头,构成了一套独特的工作语言。
“只有亲身经历,才有切身体会,才能了解到最真实的情况。领导干部们体验送外卖后,那一份发自肺腑的‘感同身受’,最为动人,也最为可贵。”文章说,因为“感同身受”在前,方有“推己及人,反求诸己”。“感同身受”,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是改变现实、追求美好的重要起点。“不做‘官老爷’,要当‘勤务员’,离不开这样的‘感同身受’,看到群众的‘急难愁盼’,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让政府出台的政策和制度,更有人情味,‘民生含量’更高,都需要‘与群众共情共鸣’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