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迟发性听力损失的原因很多,除了遗传因素,还有出生时缺氧窒息病史、出生时高胆红素血症、孕期或出生后有病毒感染等。随着人工辅助生殖胎儿出生率升高,出生时发生缺氧甚至严重窒息抢救的孩子,虽出生不久的听力筛查是通过的,但可能因为缺氧引起迟发性脑发育迟缓,那么听觉作为重要的脑神经功能之一,也可能发生迟发性功能障碍。因此,对早期有缺氧病史的孩子,即使听力筛查是通过的,也建议定期进行听力检查,密切观察言语发育和听觉反应力,如发现听觉理解和言语发育有问题,应及时就诊进行完整的听觉检查和干预。
从“村超”到“龙超”,再到“苏超”,这些现象级赛事爆火,都有一个共同原因——它们真正办成了“人民的节日”“我们的赛事”,最大程度激活和延续了一项赛事的生命力。
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保护文化遗产人人有责。就浙江实际而言,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相对分散。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针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际,强调要积极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指出“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事。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关心和爱惜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财富,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独特的审美情趣、独特的传统气质,才能传承下去”。他强调,建立完善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咨询制度、公众和舆论监督制度,充分发挥有关学术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的作用,共同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3年9月,习近平同志到兰溪诸葛村调研古村落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时,对其整体性保护、村民与村落共存的保护方式给予充分肯定。2006年6月,习近平同志专题调研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提到保护古村落时,再次肯定诸葛村“人人都是股东,人人都是文保员”的保护利用做法。习近平同志倡导的文化遗产全民共保理念及其在浙江的生动实践,揭示了文化遗产保护“依靠谁、为了谁”的深刻道理,为文化遗产保护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金钥匙”。
《浪浪山小妖怪》则走得更远,不是把取经人拉下神坛,而是彻底将西游取经设为故事背景,改弦更张选取整部《西游记》中难以计数的无名小妖为主角。借此叙述主角的转化,影片一方面承接原著,愈加深化西游取经一为成佛二为苍生的慈悲大义,另一方面也更加深入无数普通人厕身其中的时代肌理,为普通人立传。由此,进一步完善“西游宇宙”, 并以“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为主旨,再次尝试西游文化的当代演绎。
与观众结缘,指的是曲艺人与老百姓携手,相得甚欢、不离不弃。曲艺中有“种根”这一专业术语,它原意指将曲(书)目中要出现的人物、事件等掰扯清楚,为之后的情节发展作呼应。其中的“种”旨在与观众“一起成长”,因为有“种根”才有“成长”与“收获”。为深入生活去采风不如就生活在“风”中。当年北京天桥所以出了个侯宝林,根本缘由是他自己就是天桥人,他生在天桥、长在天桥,他的爱其实就是天桥的爱,这是一种“暗合”。侯宝林说观众是他的衣食父母,其实他们的情感本就惺惺相惜,没有一丝迁就与凑合。将曲艺的根种在大众中,才会收到大众的呼应。包括搭扣、解扣在内的曲艺功夫,无一不缘于曲艺人在与观众“结缘”中,对曲艺“别有风趣”“百姓情缘”科学理性的总结,这种总结便包含对百姓的“用心琢磨”。我曾遇到一位原本屡获大奖、颇有人缘的曲艺家。我问他为何近年不见佳作,他叹气道:原来走集串村演出,每天就琢磨着如何演新段子让人家乐意再请我去演出;获大奖后我调入了专业剧团,被各种事务所累,琢磨的时间相对少了……艺谚说“百练不如一琢磨”,如今曾有些“人缘”的曲艺家冲老百姓、观众的“一琢磨”时间都没了。唉,别说结缘了,即便就此“继续下去”也很难啊。
观众为何来?曲艺是中国独有的民间艺术,其中有着中国人的乡情乡音。它追求雅俗共赏、深入浅出,真心为最大公约数的老百姓服务。曲艺由新中国成立前撂地的“什样杂耍”,到新中国成立后被改进、提升至艺术行列,实现涅槃重生,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不可分,因为它始终都追求老百姓的热爱喜欢与开心愉悦。然而,若曲艺在社会地位提升中,不知不觉与老百姓情感渐淡、渐远了,它便容易数典忘祖。为大众百姓服务是曲艺本质性的价值取向,它的态度、技巧、智慧、境界等,亦像其他中国艺术形式一样,通过情、理、趣的交融,凸显自身的生存价值与独有魅力。家长里短的典型化、多向情感的人性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与复杂化,及社会问题的深刻化等,皆是曲艺的独有价值体现。优秀的曲艺文本题材,无一不存在于大众最热心、最关注,能够切身体验或踮起脚可以触摸到的“人情物理”之中。曲艺的表演、作品、理论,必须使思想性与娱乐性实现有机平衡,只有彰显寓教于乐的魅力,才使老百姓自觉而来且恋恋不舍。正如一条曲艺艺谚所说“不隔语,不隔音,最主要的是不隔心。”缘于“爱之深,责之切”,我曾敬告曲艺人:“百姓不爱,‘死了’不怪。”
“林文察是雾峰林家第五代,曾返回大陆做官,受到重用与肯定。”林光辉讲述,林文察之子林朝栋、也是林光辉的曾祖父,中法战争时在台抗法有功,并留下“栋军”,成为日后在台湾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一支主力。林祖密(林光辉的祖父)不愿接受日本殖民统治,放弃家产,向殖民当局提出退籍,成为1911年后台湾同胞恢复中国国籍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