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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员工，小夏在第1个月拿到了约3500元工资，业绩倒数。法院考虑其较低的“涉案金额”，属于“从犯”，最终判决“缓刑”。
谢里夫家属在谢里夫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其遗言说：“这是我的遗嘱，也是我最后的留言。如果这些话传到你耳中，那就说明以色列已经成功杀了我，并让我噤声。”
但在法庭上，辩护人张沐兴称，这些重要文件根本没有发到作为区民政局，卢雅琴任职期间的收文记录里没有这些文件，案卷中的这些重要证据大多是从网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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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斌虽未在书中专章讨论货币体系，但本书中涉及的盐商与国家间财政安排、捐输、贷款、银两支付等问题，揭示出清代金融制度的非系统性特点。有清一代采用铜、银、洋银并存的复本位体系，缺乏统一银两计量标准，跨区域结算成本极高，这对需要远距离贸易的商人构成挑战。但也正因这一混乱体系，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上海一带出现了专门兑换不同银两的“钱铺”；华北内陆商人则通过汇票、过炉银等手段完成银两的跨区流通；天津盐商则借助与外资银行之间的贷款安排，以洋行贷款偿纳税银，反过来刺激了中外金融互动的发展。
《亦官亦商》是一本以个案研究为方法、扎根于丰富文献与实地材料之上的重要著作。作者将清代长芦盐商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放入国家建设（state-making）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发展的大框架中，展现出一种远比“恩庇侍从”（clientism）更为复杂的官商互动模型。在常用的明清史叙事里，“重农抑商”几乎成了标签。然而，关文斌以天津长芦盐商为镜，让我们看到了一幅远比标签复杂的历史图景：商人并非被动地“被抑制”，而是在一个缺乏成文商法、税制随意、货币混乱的清帝国框架内，与国家既合作又博弈，最终既成就了城市的公共生活，也暴露了自己无法摆脱的结构性困境。本文在评介此书之余，将盐商案例置于更广阔的清代商人群体中，比较他们面对同一套帝国体制时为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以此回应学界关于“传统中国为何未出现资本主义”的老问题。
“和合”基因，深植于津门的文化血脉。作为九河下梢、拱卫京畿的重镇，天津自古便是漕运枢纽与商贸要冲。五方杂处的地理位置，孕育了其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城市品格。从老城厢的青砖灰瓦到五大道的小洋楼群，从京韵大鼓的悠扬婉转到西洋音乐的袅袅余音——多元文化在此碰撞、交融、沉淀，早已将“和合”精神刻入城市的基因图谱。这份独特的历史积淀，正是今日天津文化创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