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聂耳尚在睡梦中,就听到许多人叫嚷着日军到天津、北平了,原来是来自这一天的《时报》的相关内容。看完《时报》后,聂耳在日记中写道:“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全是有准备、有计划的,报纸上还说什么‘……不过是下级警民的冲突,日政府对中国是没有一点敌意的’。他妈的!这种不可隐蔽的事,你到如今还要来欺骗人!”聂耳此时的看法很能代表当时中共以及一般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看法。
不久前,衢州市教育工会工作人员高翔体验了外卖小哥的工作。据《浙江日报》报道,过了午餐订单高峰期,高翔看到快递驿站里虽然有沙发、凳子,但是数量有限,且容易被人员频繁进出打扰。“驿站能否增加一些休息间和行军床,让外卖小哥工作后能够有个安静休息的地方?”他一一记录问题和建议,向上反映。
预制菜行业在知情权保障上的短板,源于标准、技术、企业意识三方面。从标准层面看,预制菜国家标准尚未颁布,缺乏统一定义与分类规范,这就为部分商家的操作留下“模糊空间”。从技术层面看,全链条溯源体系尚未在预制菜行业普及,消费者难以便捷查询原料来源、加工流程、生产日期等关键信息。从企业意识层面看,部分企业信息披露意识不强,尽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经营者的告知义务,但预制菜“要标、怎么标、标什么”缺乏刚性约束。
“您好,我这两天生病了,想向您咨询一下请小时工的事儿……”电话那头,家住东城区新景家园小区的陈奶奶用试探性的语气,拨通了附近西花市南里东区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电话。接电话的是驿站站长张健,她向老人耐心地解释了具体服务事项。这个小小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可谓包罗万象:助餐、助浴、助洁、心理慰藉、上门巡视探访等基本服务一应俱全,还会定期开展老年人喜爱的文化活动,甚至覆盖家政服务、医养结合等多元功能。这位“00后”驿站站长带领着另外三名成员,将他们所负责的驿站办得风生水起,用爱心托起了周边社区老年人的晚年幸福生活。
因此在不断强化税收征管的同时,应该同步适度推进税制改革,适度降低名义税率,让企业实际税负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同时国家财政收入也并不会由此减少,进而实现良性循环。
作为科班出身的康复治疗师,汪唯一为老人带来了专业化的康复理念。在她的办公桌上,放着厚厚的一沓资料,里头全是老人的健康档案。每个老人入院时都有一份详细的康复档案和评估量表,包括失能状况评估、偏瘫评估、步行功能评估等,能掌握老人的基础状态。经过一段时间的照护和康复,老人会再接受一次评估,实现“一人一策”的精细化服务。针对老人的身体状况,她还会帮助他们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方案。“老人从训练到康复的过程遵循着人的生长规律,好比一个婴儿从躺、坐,到站立再到行走一样,需要一步一步循序渐进,付出时间和极大的耐心。”
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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