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26日是这一年的中秋节,蒋介石听说日本将不接受国联的仲裁,并主张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于是,他在日记中写下:“我不能任其枭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并决定迁都西北。对蒋介石来说,前几天的希望突然落空,这一个中秋节显然不太好过。这一天的中午,邵元冲则在家中祭祖,与蒋介石的心境类似,邵元冲在日记中记录:“前方多难,虽遇令辰,益滋慨耳。”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知。新政学系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被许多人目为“亲日派”、“日本通”的黄郛在9月19日晚上由张群电话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黄郛这一天在日记中称:“回忆六月初旬,时岳军(张群)在北平,曾有一函致岳军,对时局加以三点注意。其第二点即说对日外交应稍转变,若操之过急,恐日人乘我南部有事时,在满洲有所动作牵制张汉卿(张学良),令其不能戮力关中,镇压北部。又于八月初旬,君怡(沈怡)由山回沪时,托伊转达岳军……兄宜十分对外慎重……两次进言毫无回声,今事隔四阅月,而居然难作。岳军电且有促我早日返沪之意,事已至此,返沪有何用处。言念前途,真是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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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内务问题难解。近期“在野”党主导的台立法机构改革行动,造成“朝野”关系紧张、立法机构议事冲突频传;台行政机构提复议案让行政和立法冲突浮上台面,政党纷纷走上街头诉诸群众,政局动荡、人心不安。
与前文蒋介石一度的乐观类似,蒋作宾亦认为日本“其败必矣”,并认为国联与美国的干涉卓有成效。然而,9月26日,蒋作宾得知国联否决了派员来东北调查的提案,对此他认为:“日方可谓大占胜利。吾国首席代表(施肇基)为洋员利用,又被国联秘书厅操纵。”值得指出的是,在此之前,即有人对外交手段不抱有希望。9月22日,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蒋廷黻针对九一八事变发表讲演,他认为治标方面,唤起国际同情不会有什么效果,宣战则必败,唯一能做的只有抵制日货了;治本方面,“在于民族与个人之根本改革”。蒋廷黻所言的确切中后来的发展态势——外交失败、对日军侵略一再忍让,国内经常抵制日货,蒋介石并发起了新生活运动。白坚武亦认为“急初别无良法,惟有以卧薪尝胆之精神,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雪此耻耳”。
磴口站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站房设计主题为“黄河之滨,锦绣磴口”,屋顶融入了蒙古族卷草纹的卷曲线设计,蕴含着草原茂盛、畜牧兴旺、牧人吉祥的美好寓意。
文创产业要实现健康发展,必须摒弃“赚快钱”的逻辑,回归对文化本身的深挖与理解。这意味着:要投入时间钻研文献、习俗与文物背景,理解文化符号的源流与精神内核;要注重现代设计语言与实用功能的结合,避免徒有其表的“贴图式文创”;更要敏锐捕捉时代情绪,将产品转化为可感知、可共鸣的“精神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