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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内研究者将这个政治现象称为“政治钟摆”，但向左、向右的摆幅不一样：21世纪初，无论是卢拉还是查韦斯，他们都建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福利政策和社会政策，后来他们本人或继承者在左翼反复执政时期试图捍卫相关做法，左翼的摆幅没有增强。但钟摆摆到右翼时，幅度一次比一次大。在我看来，所谓“激进”倾向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右翼上，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在整个20世纪，左翼是先锋（avant-garde），是战略上的“进攻者”，是人民的“前哨”；但今天，进攻的一方其实变成了右翼，这很值得我们反思。从前，拉美右翼只是在选举中获胜，而现在米莱政府宣判前任总统克里斯蒂娜·德基什内尔居家服刑，在巴西，卢拉也曾被判入狱。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应当反思，为什么左翼在整个政治过程中，新的策略和方式如此有限，处于比较保守的姿态，还有没有新的政治实践方式能够创造出来？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与体育宣传发展战略研究中心高端智库骨干专家、广州体育学院教授曾文莉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体育具有较强的杠杆效应，以体育赛事表演为杠杆，能撬动城市基建、旅游、文化等，激活体育消费热情，推动体育产业能级提升，而这个杠杆的原动力主要是运动员尤其是明星运动员。

拉丁美洲是左翼思想试验场。拉美左翼思想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6月28日，澎湃新闻采访了《拉美社会思想手册》的两位主编，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滕威和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研究员魏然。在魏然看来，拉美“政治钟摆”的右翼摆幅逐渐增大，令左翼不得不反思未来的集结与存在形式。滕威认为新一轮帝国主义化带来了更严峻的危机。两位都认为当下更需要身体力行的工作，重估20世纪左翼思想的价值。

魏然：在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我最近听到一位秘鲁经济学家说，主流报道中现在很多关于美国的数据其实并不准确。这位经济学家目前在巴西工作，他们主要通过巴西的研究机构，以及里约热内卢几个重要的经济研究所，结合他们自己的相关调研数据，这些数据与我们通常看到的世行认证或者IMF等数据是不同的。如果从巴西或拉美的角度去看，美国的通胀率现在非常高，而且这种情况是拉美人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历过的，而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像这样的情境，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历史环境，而我们今天却很难获取类似类型的数据。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援引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信息称，截至当地时间9日22点，乌军当天在前线同俄军发生了150多次战斗，其中在波克罗夫斯克区域发生42次战斗。俄军动用15枚导弹和65枚精确制导炸弹攻击乌军。

拉美有一种现象：政坛领袖常常是诗人、小说家或艺术家，他们常常担任国家的文化或教育部长等职务甚至竞选总统。这并非简单“弃文从政”，而是思想与实践结合的一种选择。例如，巴尔加斯·略萨年轻时享有盛名，是拉美文学新希望，但后来参选秘鲁总统。选举失败后，他前往西班牙，又到美国大学任教，但始终关注秘鲁政治，提出尖锐批评。我当然不完全认同他那些批评，但这本身就是拉美知识分子的常态。

　　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的主要原因：一是层层压实生产责任。各地坚决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耕地保护和用途管控，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撂荒地复耕复垦力度，进一步挖掘种植潜力。二是持续强化政策支持。今年国家进一步健全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体系，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稳定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投保面积，启动实施中央统筹下的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有力调动了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播期气候条件适宜。上年秋冬播期间，冬小麦主产区光温水匹配良好，土壤墒情适宜，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冬小麦基本实现适期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