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也关联着上面的话题。20世纪拉美的诸多实践在今天的延续有何意义？20世纪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在当前新一轮政治变革中的意义是什么？
详细剖析两个企业补税案例，也能一定程度上消除上述担忧。枝江酒业之所以被要求补缴8500万元消费税，直接原因是审计部门发现问题，税务部门据此执行。
2024年11月，促成天津市胸科医院与威宁自治县卫生健康局签订《天津市胸科医院帮扶贵州省毕节市威宁自治县胸痛救治网络建设框架协议》；
笔者跟多位省级、市级税务人士交流得知，目前并没有全国性查税部署。一些地方根据当地税收大数据风险提示等对个别企业查税，是日常工作，也是税务部门正常履职。毕竟税务部门主要负责税收、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发现偷逃税、少缴税行为，理应依法制止，否则就是渎职。
当然，依附理论通常被简化为，发展的落后和贫穷是因为被欧洲中心主义剥夺了，但实际上其中涉及一个复杂的相关机制。不同领域在经济上的依附、金融上的掌控，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比如拉丁美洲常常面临“结构改革”或“结构调整”，在拉美外资投资的过程中，类似的事情反复发生。随后国内的政治体系也被改组，包括国有产业被私有化，成为欧洲其他公司国际资本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关于资源应在多大程度上由国家有效利用和掌握，以及在哪些情况下核心企业如石油产业、能源产业应由国家持有相应份额，他们进行了很多讨论。
福柯讲了很多，比如社会如何通过人的自我规范来实现规训，似乎形成了一套文明的规训体制。但现在看来，世界已经不需要这样文明的规训方式。如今，所有的逻辑都被完全暴露，比如当下中东等许多问题，都赤裸裸地展现出一种传统帝国主义模式，这些机制不再以隐蔽的方式操作。
魏然：阿根廷学者爱德华多·格鲁内尔非常有意思，他写道，现在的批判思想和思想者主要有两类，有些人还在倡导融入全球市场（例如略萨），更多是鼓吹融入开放市场、减少国家干预、积极参与全球化，这是一种世界主义式的描述。但是格鲁内尔说，说这些话好像资本很在意一样。他反过来说，我们左翼虽然做了那么多批判性的分析，资本其实也并不在意，这也没有办法，不过我们还是不得不去说这些问题，去尝试。有些我甚至会说是挽救，可大家明知道问题所在，却依然继续这样做。过去可能是不知道，现在是明知故犯，还是走向深渊。这是一个大的潮流，也是重要的前提。
从战场到车间，从百团大战中舍命炸轨到阀门车间里攻坚克难，阳泉大地上的百年壮歌已清晰昭示：真正的自立自强，就是“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