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人民、依靠人民。作战12.5万余次，建立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令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程衍樑：您在书当中做了很有意思的对比，也是今天很多公众号讨论的：北京和上海。魔都和帝都的知识分子也存在很明显的差异，您认为上海代表一元化的知识分子叙事，北京是一种二元化的，这个跟我们讲一讲。
2025年1-7月，通过即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方式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济的人次2.31亿，共济金额303.41亿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香港从1941年底至1945年8月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然而大量史实证明，香港的抗战历史并不仅仅是这3年又8个月。在全民族抗战中，香港不仅是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也是国际援助的关键通道。国务院参事室原特约研究员、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名誉兼职教授曹二宝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认为，香港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独特作用。
他强调，“秘密大营救绝无仅有”，因为营救对象除了金仲华、梁漱溟、郁风、张铁生、丁聪、端木蕻良、萨空了、范长江、茅盾、夏衍等800多位文化名人外，还有何香凝、陈策等多位要员，中共长期潜伏的情报人员，以及百余名港英官员与英军战俘。营救周密安排获茅盾等人赞叹，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这一壮举能达成，得益于中共领导的港九独立大队，以及中共中央交通局港澳办事处提前开辟的秘密交通线。
程衍樑：严锋老师已经谈得很深了，提出了很多富有洞见的观察。以我看来，二位老师都亲身经历了从移动互联网兴起前，到今天身处网红浪潮中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并且都属于转型成功的代表。80年代以来的很多名字，在大浪淘沙中有的已经消失，当然原因各不相同。许老师在2003年试图写这个题目的时候，您当时需要回应社会上的哪一种风潮？因为您在书里提到90年代曾是知识分子讨论非常丰富的时期。这本书当年出版的时候，是为了回应当时的那一波风潮吗？
许纪霖： 2003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事实上我要回应的是90年代到2000年初第一次知识分子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和今天有点不一样。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80年代知识分子天然认为自己是精英。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知识分子碰到三个挑战：
真正知识危机的问题其实是更加深化的。在这种断裂当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连接？甚至可以说它是某种中间物。鲁迅曾经用过中间物这个概念，包括人也是一个中间物，恰恰这个中间物的“中”，很多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接口，包括中道、中庸、中间道路、第三只眼睛。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应该起到一个连接的管道作用，或者提供一种视野、一种角度，而不是煽动情绪、贩卖焦虑或者“撒娇”，这需要非常严肃的对知识的责任感。关于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并非零散的、从天而降的，或者像恐龙一样突然就没有了，而是有一条有迹可循的脉络。现在，我们更是到了“却顾所来径”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