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大运河为例，2014年6月，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在内的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杭州是中国大运河沿线27座城市中唯一一处三河兼具的城市，遗产河道长度占中国大运河遗产河道的近1/10、遗产要素约占总量的1/8。
据杭州市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中心副主任沈莺介绍，杭州“数智运河”系统于2023年底完成项目验收，已实现与交通、生态环境等7个部门、12类数据的实时共享，达到“一个平台管运河”的目的，“过去完成年度监测报告时需要协同20多个部门开展信息收集工作，现在借助这个平台可以减少近一半的工作量。”
杜晓帆认为，杭州“数智运河”的突破性价值体现在两个层面。技术路径上，它搭建了多跨协同的监测预警信息平台，探索出“水陆空星采集”“三维全息可视化”“数字孪生”等技术的综合应用；操作理念上，该系统以整体性与系统性的视野审视遗产价值，利用数字技术连接起不同类型的遗产及其价值特征要素。
2025年7月，参观者佩戴可穿戴式VR设备在浙江杭州观展。 曹丹 摄
当下，中国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方面的应用已拓展到多个领域。在敦煌莫高窟，数字技术让千年壁画“永生”；在长城保护中，无人机航拍和三维扫描技术用于监测偏远地区的城墙状况；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VR技术让游客“穿越”到秦代……
“这些案例表明，中国正在形成文化遗产数字保护的完整体系。”杜晓帆说，“从技术研发到应用落地，从数据采集到价值阐释，中国经验正在为国际遗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面对国际社会对数字技术可能弱化文化遗产真实性的质疑，杜晓帆以国际遗产保护文件演进为脉络展开分析。
“从《威尼斯宪章》对物质特征的保护，到《奈良真实性文件》将标准扩展至无形维度，再到《关于遗产真实性的内罗毕文件》强调活态传承，遗产保护理念始终与技术发展同步进化。”杜晓帆指出，“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如何运用。”
为规避数字风险，杜晓帆提出三重路径：一是坚守价值核心，明确标注“数字复原”等提示信息；二是整合物质与非物质要素，通过数字档案弥补技术情感传递的不足；三是构建政府、社区、市场、专家四方协同机制，确保数字化成果反哺遗产地居民。
当社区居民通过数字工具记录文化实践时，技术反而成为强化活态真实性的有力工具。杭州实践的突破性正在于此。
杜晓帆认为，这种“技术+理念”的双重创新，既是对国际遗产保护理论的生动实践，更为全球同类遗产提供了可复制的“杭州经验”。(完)
【编辑:张子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