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雄心和人民的意志，交汇于此。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一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
简单来说，帝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不能叫北京知识分子，是叫“首都知识分子”。首都人和北京人是两类不同的人，北京人是胡同里面出来的。我们见到大部分的北京的精英都是首都知识分子，不是北京人，而且对这个城市毫无感情。他们所关怀的不是北京，他们对北京没有兴趣。前一些年我带一个团队专门做上海和其他城市的比较研究，在天津、北京、成都等地开学术研讨会。最适合比较的对象应该是北京，但是找不到愿意合作的学术机构，北大、清华、北师大这些北京最牛的学校会说，我们是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研究北京觉得很掉份。中国社科院更是如此，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北京社科院，终于把这个会开成了。北京的精英从来和这个城市是没关系的，从民国的时候就这样，一直到今天，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和天下大事。
作为职业运动员，我们一直都知道“退休”就在不远处。过去的15年职业生涯，我明确的知道有一天我会需要离开，但现在真的到了要和篮球说再见的时候，这仍然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难的决定。
“当年这辆车跑一趟，可能要冻病两三个司机，但它把延安和莫斯科连在了一起，也把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在了一起。”买玉华说，红色交通线不仅是一条路，更是一座桥——桥的这头是延安的窑洞，那头是莫斯科的电台；桥的这头是缺枪少药的前线，那头是国际反法西斯的洪流。
2007年4月，习近平同志调研吴淞炮台湾湿地公园后，回顾自己从政以来的轨迹：“我一路走过的地方，都是当年鸦片战争中爱国志士英雄事迹的所在地，厦门有陈化成墓，浙江舟山有定海‘三总兵’雕塑，宝山是陈化成牺牲的地方”。
从这一点上我们能看到，最失败的就是“既要又要”，你守住学术阵地本身就是很好的选择。可一旦要成为知识分子——这里要明确，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是面向公众、要进入公共空间的——那就要和时代和解，用公众所愿意接受的语言和方式来重塑你自己的知识启蒙。不要觉得大众永远是愚昧的，自己是先知先觉的，别人是后知后觉甚至不知不觉，抱着这种心态，结果一定会像吴宓和梅光迪一样失败。
张建卫大使充分肯定福建社团联谊总会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泰国贫苦民众排忧纾困的善行义举，表示“中泰一家亲”之所以深入人心，不仅在于两国关系始终健康发展，更体现在两国民心相通、同舟共济的深厚情谊中。
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家现代农业装备企业。在一台精密播种机前，听闻只有中专学历的研制者陈学庚当选院士，总书记说：“英雄不问出处，谁是英雄，要在‘战场’上见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