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管理单位应充分考虑公园与周边社区、单位距离等因素,合理规定活动区域、时段和音量,可采取设置噪声监测和显示设备、加强巡逻劝导等降噪、减噪措施,预防和减轻噪声污染。园林绿化部门应会同生态环境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划定各公园所属的声环境功能区,明确公园噪声限值。
乌鲁木齐8月25日电 (陶拴科 韩玲)新疆阿勒泰首届山地草原音乐节23日在蒙克牧场拉开帷幕。此次音乐节融合音乐演出、民俗体验和美食市集,开幕当日吸引近5000名游客到场,线上观看人数近2万,呈现一场全方位的草原文化盛宴。
按照梁月的形容,在她的世界里,最大的烦恼是镜子里那张不对称的脸,“存在大小脸”。最初她尝试过各种瘦脸操和按摩仪,但收效甚微,“刷社交媒体时,看到无数张精致无瑕的面孔,我愈发觉得自己的脸不对称得厉害”。
张先生认为,网球明星的出现与整个网球运动以及网球经济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并形成正向反馈。他说,明星越多,示范效应就越强,就会更加刺激网球运动的发展,网球经济热度也会越高。而打网球的人多了,就会涌现出更多的网球明星。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阿拉木图人口近200万人,民航吞吐量规模在1000万人次;乌鲁木齐人口超过400万人,民航吞吐量规模在2700万人次。“新疆人均乘机次数更多,但乌鲁木齐国际旅客吞吐量不到阿拉木图的十分之一,国际货邮吞吐量更是阿拉木图的零头。” 李瀚明认为,换个角度,差距就是上升的空间。
来到龙井村村委会办公室,朱世龙开始回忆往昔。朱世龙生于1988年。在上世纪90年代,龙井村还是成都城外的一个小村落,人们以种田为生。每逢盛夏,村民们顶着烈日,到秧田里施肥、排水。那时,眼看着叔叔伯伯们采取传统方式耕作,小小的朱世龙便想象着,能不能实现机械化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