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9月18日电 德国联邦议院17日举行一般性辩论。德国总理默茨当日在发言中提出进一步改革计划，呼吁民众为迎接深刻变革做好准备。
1931年9月26日是这一年的中秋节，蒋介石听说日本将不接受国联的仲裁，并主张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于是，他在日记中写下：“我不能任其枭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并决定迁都西北。对蒋介石来说，前几天的希望突然落空，这一个中秋节显然不太好过。这一天的中午，邵元冲则在家中祭祖，与蒋介石的心境类似，邵元冲在日记中记录：“前方多难，虽遇令辰，益滋慨耳。”
“有些地区出现了多个国际航空枢纽的格局。比如华南的广州、深圳，西南的成都、重庆、昆明，西北的西安、乌鲁木齐。但与成渝不同的是，西北地域辽阔，西安与乌鲁木齐距离非常远，两个枢纽生态位截然不同。”
由此可见，最终落在实处的“不抵抗主义”当时在邵元冲等国民党要员的内心中、在一般民众的观感里乃至于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自然是十分负面的，但是，就外交与宣传层面而言，既然“不抵抗主义”的后果一时已难以逆转，当时在字面上强调中国方面持“不抵抗主义”，也并非没有道理。9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即因此事受到了国民政府监察院几名委员的弹劾，他们称：“王正廷未加调查，竟自认日军与华军冲突，授日人以口实，实属丧心病狂，卖国媚外。”而在此前，邵元冲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撤换王正廷。
9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决定在23日全国下半旗纪念国耻，并在南京举行市民大会，同时上海市民大会主动拒绝日本对长江洪涝灾民的赈济。9月22日，蒋介石在中央大学举行的南京市全市党员大会上，讲到“国存与存，国亡与亡”时，下面有人讥讽蒋介石言过其实。于是，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述，自己“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听说此事的邵元冲则在日记中评述道：“中有一人稍施讥弹，（戴）季陶即叱令缚跪，介石亦顿足怒骂，是亦不可以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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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朋友们应充分把握这些机遇，将自身在科技、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与重庆的产业基础和市场潜力相结合，共同参与到重庆的高质量发展中。”毛治国表示，他相信，通过深化合作，台商能够充分分享重庆成长的机遇，实现互利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