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2003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事实上我要回应的是90年代到2000年初第一次知识分子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和今天有点不一样。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80年代知识分子天然认为自己是精英。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知识分子碰到三个挑战：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资深网球爱好者张先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感慨，“原来就不好预约的网球场，在郑钦文夺冠后，更不好约了。”他说：“我经常打球的球馆最早预约时间是提前一周的早上七点，但是现在到点就秒没，手一慢就显示预约完毕。”
9月1日起，《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将“请求因产品责任、高度危险责任等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因使用假劣的种子、农药等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赔偿”等事项，纳入法律援助事项范围。
扎帕罗夫总统曾多次到访中国，在天津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后，还将前往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
程衍樑：严锋老师已经谈得很深了，提出了很多富有洞见的观察。以我看来，二位老师都亲身经历了从移动互联网兴起前，到今天身处网红浪潮中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并且都属于转型成功的代表。80年代以来的很多名字，在大浪淘沙中有的已经消失，当然原因各不相同。许老师在2003年试图写这个题目的时候，您当时需要回应社会上的哪一种风潮？因为您在书里提到90年代曾是知识分子讨论非常丰富的时期。这本书当年出版的时候，是为了回应当时的那一波风潮吗？
真正知识危机的问题其实是更加深化的。在这种断裂当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连接？甚至可以说它是某种中间物。鲁迅曾经用过中间物这个概念，包括人也是一个中间物，恰恰这个中间物的“中”，很多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接口，包括中道、中庸、中间道路、第三只眼睛。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应该起到一个连接的管道作用，或者提供一种视野、一种角度，而不是煽动情绪、贩卖焦虑或者“撒娇”，这需要非常严肃的对知识的责任感。关于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并非零散的、从天而降的，或者像恐龙一样突然就没有了，而是有一条有迹可循的脉络。现在，我们更是到了“却顾所来径”的时候。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表明多数非制造业企业对市场发展前景较为乐观。分行业看，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7.0%，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
山西太原市某书店工作人员 穆璎德溶：从8月底到9月中旬这个时间段，是我们教育书店的销售高峰期，备货量比平时要大很多，订货量也比之前增加20%到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