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文生活并不容易，因为它更多是藏在日常生活里。”在他看来，短视频的开放、包容、参与和互动的特性，展现人们生活的丰富多彩。每一个短视频都仿佛是一面镜子，反映出人们生活的真实面貌，传达出生活的细腻情感。“我在大陆这边参加活动后，不到三小时就能在台湾的社交媒体上看到短视频发布，效率极高。”
四是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政策体系进一步优化。在与企业家直接对话交流的实践中，我们进一步总结经验，形成制度成果。制定了《江苏省政企沟通协商制度实施办法》《关于健全民营经济人士意见诉求收集反映和协调办理机制》两个文件，明确了政企沟通协商的人员、形式、内容、程序，实现了企业家诉求从受理分送到办结反馈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推动“政企直通车”更加便捷高效、规范有序。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其时在山西汾阳的冯玉祥9月21日才从发来的电报中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中秋节这一天，用饭前冯玉祥让白英振先读一遍“山东案子”、“日本进兵歌”。饭后，张人杰评论道：“过节的习惯多人不忘，如对国耻亦能如此就有雪耻之日了。”纵观冯玉祥这几天的日记与相关文电，无不是高调主战。
由此可见，最终落在实处的“不抵抗主义”当时在邵元冲等国民党要员的内心中、在一般民众的观感里乃至于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自然是十分负面的，但是，就外交与宣传层面而言，既然“不抵抗主义”的后果一时已难以逆转，当时在字面上强调中国方面持“不抵抗主义”，也并非没有道理。9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即因此事受到了国民政府监察院几名委员的弹劾，他们称：“王正廷未加调查，竟自认日军与华军冲突，授日人以口实，实属丧心病狂，卖国媚外。”而在此前，邵元冲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撤换王正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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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以来，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不到70万亿元增长到超过90万亿元，利润总额从1.9万亿元增长到2.6万亿元，营业收入利润率从6.2%提升到6.7%，全员劳动生产率每人每年从59.4万元增长到81.7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