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蜀永看来，香港抗战史研究和推广仍有待深入。他指出，研究香港抗战史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有观点将日军进攻香港后英军的抵抗称为‘香港保卫战’。实际上当时英国政府无意保卫香港，英国首相丘吉尔直言增兵香港的想法大错特错。真正为保卫香港、保卫国家而战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港九大队。当然，也不能说英军的抵抗毫无意义，因为当时中英双方有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
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是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内在要求。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城市发展理念决定着城市发展成效。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人民城市应当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过去一段时间，有的地方城市工作存在“重物轻人”倾向，比如一些城市越建越大、越建越漂亮，但居民上学、看病、养老难，群众生活不方便。应当看到，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生命体，人是主角、是核心，关键就是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12个字，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是人。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就要转变城市发展理念，不能“见物不见人”，而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这意味着城市公共投资要从物质形态转向聚焦服务形态和福利形态，更加注重“投资于人”。要始终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让群众生活更舒适这一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发展、治理全过程，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优化公共服务、改善人居环境、保障民生福祉，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
另外，近些年受经济下行、大规模减税降费、楼市土地市场低迷等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受到一定冲击，而刚性支出有增无减。在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也有更大的动力加强征管，查漏补缺，依法依规征收该征收的税费。当然，税务部门也要同时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坚守不收“过头税费”红线。
明年，上合组织将迎来成立25周年。从天津再出发，以“初心”明方向，以“实心”促发展，以“信心”共奋进，这个世界最大区域组织将开启充满希望的新航程。
抗战爆发后，港澳同胞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家国兴亡为己任，积极投身抗日洪流。1938年，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设立，香港迅速成为联系海外华侨、转运物资的重要枢纽。无数爱国商人冒着风险，将药品、粮食、军需品源源不断运往前线；码头工人日夜搬运、运输，用血汗支持抗战。香港文化界人士更是挺身而出，以笔为枪，办报刊、写文章、创作话剧和抗战歌曲，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与支持。1942年，东江纵队抽调精锐成立港九独立大队。港九独立大队得到香港同胞的广泛支持，他们积极援助游击队，许多人还加入部队，投身到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战争中，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精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将其转移往大后方安全地区。澳门商界成立赈济会，筹集粮食和药品送往内地；无数澳门居民倾力救助难民，保护抗日志士。许多普通家庭，在自身生活艰难的情况下，仍然收留流离失所的同胞。更不能忘记的是，那一代港澳青年中有不少人义无反顾奔赴前线，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抉择，书写了港澳同胞与祖国休戚与共的壮丽篇章，构成了港澳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动人写照。
2017年以来，刘蜀永与刘智鹏带领团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简称“港九大队”)展开系统研究，并在2022年港九大队成立80周年之际出版《港九大队志》；今年适逢抗战胜利80周年，《港九大队志》推出增订版。刘蜀永感慨地说：“香港虽然地方不大，但在国家历史上从未缺席。抗战时期也不例外。”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老问题，也是难题。一段时间以来，有的地方在招商引资中恶性竞争，以税收优惠、补贴政策扭曲要素配置；有的地方环保执法、涉企检查等监管执法不统一，增加企业经营制度性成本……从全局看，这些保护政策导致低层次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妨碍市场优胜劣汰，阻碍了要素资源的高效流动。
丘成桐在典礼上勉励致真学院学生，期望他们不仅成为未来的科学家，更是能善用数学智慧促进社会进步的领导者。他也鼓励具有数学潜质的本地学子积极把握机遇，加入致真学院，接受跨学科数学科学课程培养，未来在数学与科技交叉领域发挥所长，共同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为国家科技自强与长远发展注入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