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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她的工作台上，整齐码放着三本笔记本。担心事务繁多易遗漏，张健将工作细节全部记录在册：要送药的；需清洗油烟机的；需要修脚的，什么时间提交什么数据……完成一项就打钩。密密麻麻的工作日志中，还有不少只有她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圆圈、叉号、箭头，构成了一套独特的工作语言。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不少人拖着行李箱穿梭于各大博物馆与热门景区，带回家的除了照片和记忆，还有一大袋文创产品。可当这些纪念品被一一摆在桌上仔细端详，许多人忍不住发出疑问：“怎么哪哪买的都长得差不多？”

1931年9月26日是这一年的中秋节，蒋介石听说日本将不接受国联的仲裁，并主张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于是，他在日记中写下：“我不能任其枭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并决定迁都西北。对蒋介石来说，前几天的希望突然落空，这一个中秋节显然不太好过。这一天的中午，邵元冲则在家中祭祖，与蒋介石的心境类似，邵元冲在日记中记录：“前方多难，虽遇令辰，益滋慨耳。”

其时在清华大学求学的夏鼐，9月19日通过阅读《北平晨报》的号外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9月21日，清华大学召开学生全体大会，其中有提议清华全体学生徒步赴京请愿、清华全体师生绝食一天的提案，不过均未通过，夏鼐则觉得这些提案“真有点好笑”。9月24日，清华大学停课，学生至四郊宣传日军暴行，然而夏鼐认为“收效甚少”。9月26日，清华大学再度停课，学生徒步进城向张学良请愿宣战，夏鼐则因为“前天徒步太辛苦了，又预料今日的请愿必定无甚结果”，于是就没有去了，并在这天晚上与几位同学赏月。作为老师的顾颉刚亦有类似的看法。其时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的他亦是9月19日就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了。9月22日，燕京大学的学生手臂皆系上黑纱，上面写着“耻”字，顾颉刚则评论道：“但希望一班青年能永远干下去，不要有了些刺戟才动，刺戟一过又忘了。”

　　这样的紧急呼叫，一年下来得有十几通，无论白天黑夜，有时是老人摔跤，有时是突发疾病。为此，驿站实行“三级联动”值班制度，确保电话24小时畅通，工作人员手机与驿站座机绑定，避免漏接。夜间则由轮班团队和社区志愿者协同保障，做到“白+黑”无缝衔接。电话一响，张健立刻会醒来。“我晚上睡觉浅，手机时刻保持开机状态，不敢静音，就怕社区里的老人有需要。”

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以西安咸阳机场为例，扩建后拥有4座航站楼，航站楼面积高居国内前5。但西安咸阳机场去年旅客吞吐量排在全国第11位，西安去年GDP仅排在全国第21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