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对《序言》中所揭示的一些基本原理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和创新”。其中，对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原理的认识的新突破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对生产力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二是对生产力内在构成与发展重点的认识有了新突破；三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结构与变化的认识有了新突破。
等临沂被日本人占领后，国民党的统治就削弱了，这时候韩去非（建国后担任济南市委书记）、丁梦荪他们又来找我父亲，说现在可以成立抗日武装了，我记得韩去非个子不高，那时候天天在客厅跟父亲谈事。丁梦荪和韩去非老来找我父亲，还有一层原因，是想通过我父亲说服王炳南参加抗日，王炳南的钱最多，他如果支持抗日，那么武装人员经费就不是问题了，王炳南最终同意了，还让他的儿子和侄子王兆均、王兆坊、王兆堂也参加了抗日队伍。
早在1997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就在《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中指出：“文章中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始终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在近一个半世纪中，一直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改造世界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重要思想武器。当然，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特别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原理不可能阐述得尽善尽美，我们当前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正在对此进行补充和完善”“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时，虽然始终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在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时，重点是放在生产关系方面的”。
但是好景不长，1940年后鬼子不断来扫荡，根据地越来越小。1941年农历三月扫荡，把鲁南三军区（司令员是贺健，建国后任沈阳军区顾问）堵在了沙埠，最后五连掩护军区机关撤退，连长和战士全部都牺牲了。最严重的是41年的八月十五大扫荡，这次日军从青岛、连云港、徐州三路围攻临沂，加上维持会有两万多人，咱们八路军才有六千多人。
问题出在哪儿？企业团队跑遍东京的大街小巷想寻个究竟。调研中他们发现，当地的服务节奏较慢，要求机器人的外观有亲和力，这背后是不同的文化审美差异。
我父亲回来并没有闲着，他干了几件大事：一是办新学，王炳南是理事长、他是校长，不论男女都让来上学，交不起学费，也让你免费上，任庆坤（曾担任县农机局局长）见了面经常说，我这养老金都是大叔给我的，那时候我娘非让我下地干活，是我大叔又把我领回学堂的；二是号召周围地主减租减息，过年的时候还给穷人发救济，一家子一袋子麦子之类的东西；三是移风易俗，他领头把村里的娘娘庙给砸了，还带着学校学生宣传放脚、收缴烟枪、剪辫子（整理者注：这总体上与北大梁漱溟教授等发起的“乡建”同一思路，或许王厚甫在北京求学时，深受他们的影响）。
我父亲读书很厉害，王炳南（王荣春之子）发现他是个人才，就使劲出钱培养他，因为他八岁就死了父亲，无依无靠嘛！按照咱们县志记载，他是1918年考入了北京大学。我父亲在北京上学正好赶上五四运动，他是积极分子，被北洋军阀关进去很长时间（整理者注：五四期间北京被捕的学生很快都释放，王厚甫应该是五四运动后又参加了左翼组织而被捕，这些人受到的惩罚比较严重），还发了电文通报给临沂县政府。我奶奶就这一个儿子，受不了这个刺激，就谎称病危，让长工把他叫回来，这时候王炳南也怕被牵连，不愿意再资助他了，我父亲大学没有毕业就回老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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