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衍樑：许老师提到这本书的新修订版本，探讨了网红时代知识分子何为的问题。严锋老师既是知识分子又是网红，而且是大网红，您来回应一下许老师的问题。刚刚许老师的发言，您能否现场回答一下？
简单来说，帝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不能叫北京知识分子，是叫“首都知识分子”。首都人和北京人是两类不同的人，北京人是胡同里面出来的。我们见到大部分的北京的精英都是首都知识分子，不是北京人，而且对这个城市毫无感情。他们所关怀的不是北京，他们对北京没有兴趣。前一些年我带一个团队专门做上海和其他城市的比较研究，在天津、北京、成都等地开学术研讨会。最适合比较的对象应该是北京，但是找不到愿意合作的学术机构，北大、清华、北师大这些北京最牛的学校会说，我们是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研究北京觉得很掉份。中国社科院更是如此，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北京社科院，终于把这个会开成了。北京的精英从来和这个城市是没关系的，从民国的时候就这样，一直到今天，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和天下大事。
许纪霖：解构一切。当时面临着的困惑就是知识分子何为的问题。我这本书里前几篇一直保留着，回答什么是知识分子，可以看到当年回应的是这些问题。当然不仅是我个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从90年代到2000年代初都在重新思考，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才有当时重建人文精神这些东西。现在回想起来，知识分子是想重新给自己找到一个存在的合法性，原来的合法性没有了。这一部分不是我重点要述说的。但是今天当重新再问知识分子何为，时代变了。为什么变？简单地讲这个环境变了。
“和平发展”“和合共生”，中国的主张一脉相承。如习近平主席2018年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所说：“儒家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主张‘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这种‘和合’理念同‘上海精神’有很多相通之处。”
在今天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自媒体里面出现了很多非典型知识分子，不是过去意义上典型的以文字为中心，而是更多以视频、音频这样的方式出现，背后都需要有平台。今天你没有平台/大平台，你的声音就释放不出去。平台的基本的逻辑是流量，流量为王，所以谁掌握了流量密码，谁就拥有了钱。
今天，像革命战争年代那种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少了，但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仍然在继续。前无古人的事业，绝不会一帆风顺，越是艰险越向前。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30日表示，加沙地带66万名儿童已因持续冲突连续第三年失学。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加沙地带立即停火，允许儿童重返学校、恢复正常生活。
这起典型的医疗机构骗保案，最终难逃法网。经法院审理，认定艾某忠等人构成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对主犯艾某忠等六人依法从严惩处，判处十年以上重刑，并处50万元至10万元不等罚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