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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2003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事实上我要回应的是90年代到2000年初第一次知识分子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和今天有点不一样。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80年代知识分子天然认为自己是精英。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知识分子碰到三个挑战：

　　当时，随着内地多城沦陷，茅盾、夏衍、邹韬奋等大批文化名人来港避难，一时群英荟萃。《华商报》油墨飘香，《大众生活》半年发刊30期，还大量翻印《论持久战》等名篇，让中国抗战理念广传海外，凝聚起港澳同胞与海外华侨的抗日热情。

程衍樑：您书里花了很多篇幅回溯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历史，里面有很多的故事人物，虽然他们不生活在今天互联网网红的时代，但是代际之间的变化，其实和今天很多事情背后的线条高度相似。

我们今天讲的知识分子指的是一个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重建公共性。在专业领域，我们说的都是学术黑话。学术黑话我和严老师都会说，我们今天晚上如果用学术黑话交流，我相信你们都后悔这么热的天跑来听一场听不懂的 “黑话大会”。如果把学术内容还原为大白话，用我的话讲叫“人说话”，这恰恰是公共空间的规则，必须遵守。

我跟很多老师讲，我们要想一想，学生不一样了，我们还在原地，时代也不一样了，我和他们的关系也不一样了。我们怎么适应，是改变自己迎合他们，还是我也要开发自己新的能力，然后和他们建立新的关系？我本身研究数码文化，我发现很多东西从数字、技术的角度来看也很有启发性。我刚刚讲到多任务、多线程，这是年轻人的特点。

第一，一度被边缘化。过去大家一样穷，现在“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是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嘲笑北京中国社科院的段子，比今天的脱口秀还精彩。当时知识分子穷，社科院学者被嘲笑是：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是社科院的。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工作协同，建立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协同和信息共享机制，共享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永久基本农田质量等级、高标准农田等数据成果，共同做好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