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期间，国资央企以市场化方式重组了6组10家企业，新组建、设立了9家中央企业。国务院国资委17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这样一组数字。
调查发现，2018年下半年，蔡燕蒙曾向魏锋咨询庄周街道前杨村六里白庄的前杨合作社能否拆迁，魏锋查看规划图后告知蔡燕蒙该片属于拆迁范围，并且可以通过相关政策申请提前拆迁。蔡燕蒙随即以396万元的价格，从前杨合作社股东手中“买”下该合作社，并开始违法搭建钢棚、木屋等建筑。
过上美好生活，是人们的共同期盼；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翻看“十四五”国家账本，“数”里行间可见政策力度、尽显民生温度。
预制菜行业在知情权保障上的短板，源于标准、技术、企业意识三方面。从标准层面看，预制菜国家标准尚未颁布，缺乏统一定义与分类规范，这就为部分商家的操作留下“模糊空间”。从技术层面看，全链条溯源体系尚未在预制菜行业普及，消费者难以便捷查询原料来源、加工流程、生产日期等关键信息。从企业意识层面看，部分企业信息披露意识不强，尽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经营者的告知义务，但预制菜“要标、怎么标、标什么”缺乏刚性约束。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9月18日，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5年大会打击跨国犯罪形势与对策分论坛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办，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警务部门负责人和代表，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等国际组织官员，以及中国公安机关、公安院校的民警代表、专家学者约100人参会。分论坛由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主办。
9月18日电 据“廉洁深圳”微信公众号消息，深圳市政协原常委姚任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深圳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其时身在北平的张学良，9月19日的卯时（上午五时至七时）即收到了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与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并于当天上午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然而，就蒋介石在9月19日给张学良的致电来看，蒋介石在发电以前尚只是通过上海方面的来电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尽管张学良在此前至少已给蒋介石发来两电告知。也许是因为蒋介石抵达南昌后，各方发来的电文太多，蒋介石尚未来得及一一批阅；也许是因为各种原因，蒋介石此时尚未收到张学良发来的电文。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在这一天的致电与受访中，均强调对于日军的侵略，东北军采取“不抵抗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