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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最终落在实处的“不抵抗主义”当时在邵元冲等国民党要员的内心中、在一般民众的观感里乃至于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自然是十分负面的，但是，就外交与宣传层面而言，既然“不抵抗主义”的后果一时已难以逆转，当时在字面上强调中国方面持“不抵抗主义”，也并非没有道理。9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即因此事受到了国民政府监察院几名委员的弹劾，他们称：“王正廷未加调查，竟自认日军与华军冲突，授日人以口实，实属丧心病狂，卖国媚外。”而在此前，邵元冲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撤换王正廷。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知。新政学系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被许多人目为“亲日派”、“日本通”的黄郛在9月19日晚上由张群电话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黄郛这一天在日记中称：“回忆六月初旬，时岳军（张群）在北平，曾有一函致岳军，对时局加以三点注意。其第二点即说对日外交应稍转变，若操之过急，恐日人乘我南部有事时，在满洲有所动作牵制张汉卿（张学良），令其不能戮力关中，镇压北部。又于八月初旬，君怡（沈怡）由山回沪时，托伊转达岳军……兄宜十分对外慎重……两次进言毫无回声，今事隔四阅月，而居然难作。岳军电且有促我早日返沪之意，事已至此，返沪有何用处。言念前途，真是心痛。”

此时僻居山西乡下的地方士绅刘大鹏直到9月23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并且他当时还以为此事发生于9月19日。这一天，刘大鹏注意到他周围“闻之者莫不惊惶失措”，可见此时民族国家观念之一斑。对于九一八事变，刘大鹏评价道：“军阀只是内讧，并不问蛮夷猾夏，内忧外患相逼而来，民国殆将不国矣。”尽管刘大鹏以清遗民自居，他所说也合乎他在心理上的认同，但是所言不无道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的确与国内各方忙于内争，而忽视外部侵略不无关系。中秋节这一天，刘大鹏所处的地方“百物腾贵，达乎极点”，而“今日为中秋佳节，人人皆吃肉食面，人皆叫苦”。尽管原因不同，但是与当时的高层政要一样，刘大鹏的中秋节也过得不甚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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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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