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抗战地位，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愈发凸显。曹二宝指出，日军入侵香港当日，毛泽东就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立即组织香港文化人、党的人员、交通情报人员向南洋(东南亚)和东江撤退。”开启了震撼世人的“秘密大营救”。
在强化设施保护管理方面，通过实地踏勘、史料查证、走访调研等方式，开展烈士纪念设施信息采集校核，摸清抗战烈士纪念设施底数，实现信息化、数字化、精细化管理。加强烈士陵园提质改造，投资2.7亿元(人民币，下同)，实施43个抗战烈士纪念设施建设项目；实施全国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整修工程，补助资金20亿元，推动7.7万余座零散烈士墓迁至烈士陵园。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专项行动，与国家文物局密切配合，助推抗战烈士纪念设施和文物管护，有效提升设施总体面貌。
程衍樑： 这十几年来许老师做了很多关于年轻人的研究，尤其是与后浪的对话。在这样一个年代，请二位谈一谈在网红化的时代，知识分子如果试图和更加年轻的新一代完成对话，从你们经验来讲，如何完成这种对话？以及对于年轻人而言，他们和所谓知识分子群体发生联系的出发点在哪里？今天很多人觉得知识分子已经变成非常遥远、虚妄的词汇，专家变成了“砖家”，来谈一谈对这件事的看法吧。
在今天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自媒体里面出现了很多非典型知识分子，不是过去意义上典型的以文字为中心，而是更多以视频、音频这样的方式出现，背后都需要有平台。今天你没有平台/大平台，你的声音就释放不出去。平台的基本的逻辑是流量，流量为王，所以谁掌握了流量密码，谁就拥有了钱。
当年我做过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有一个榜单，我很骄傲地说我连续三年是第一名，第二名是复旦官方的公众号。我后来停更了，因为真的很累。做到后来就纯粹是为了流量，当然这个时候我就非常小心，因为人很喜欢创造一个东西，用这个东西去连接他人，甚至控制他人。知识分子应该知道，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流量也是。作为知识分子，我还残存着传统知识分子的骄傲，我有一个反省，知道流量最后可能也会把我们吞掉。当年博客出现的时候，美国一年死了多少博主，每天加班加点。说到这个控制，连我的健康都会被它控制了。
在政策引导下，山西各地纷纷加大对“文旅+体育”产业的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服务水平。同时，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参与体育赛事举办和体育旅游项目开发。
上海，从民国到今天都不一样。魔都的知识分子都比较接地气，和城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国的时候，上海所谓的知识精英很多都不是典型的学院精英，像吕思勉这些学院精英，因为私立大学工资太低，还要给出版社写一些通识畅销书赚点钱，他们和社会有密切的联系。另外就是报业大王，办各种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和社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在王英豪经营的彩虹星球宠物殡葬机构里，“死亡”这个词的底色不是黑和白，而是暖黄、翠绿等暖色调。在这家店的深处，摆放着宠物主人捐赠的物品。其中，有一处写着“一只小狗的一生”的牌子背后，摆放着狗窝、毛绒玩具、宠物防疫接种本等。远处的墙面上，则挂着曾在这家机构里往生的宠物照片以及主人写下的留言：“丑丑，谢谢你的陪伴”“仔仔，愿你在天堂快乐”“希望你无病无痛，开心幸福，也要想我们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