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锋：我们真的需要思想史、知识史，而非光是一个零散的点或者就是一个当下，这就是历史的意义。刚刚讲到现代文学的例子，过去的许多大师是非常纯粹的知识分子。我们掰手指数一数，鲁迅、巴金、叶圣陶、郭沫若，他们几乎都做过出版、编过杂志，带着巨大的热情。这其实就是当年的新媒体，相当于今天的小红书、微博或B站。他们并不光是自己研究、写作，他们的读者意识、受众意识、媒介意识是非常强的。
这个暑假，新疆各地迎来五湖四海的游客，旅游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暑期，新疆旅游都有哪些亮点？取得了怎样的成绩？今天的《数说“新”变化》一起来看看。
游盈隆表示，赖清德上任第一个月，只获不到半数台湾民众的支持，赖清德社会支持基础的流失是全面性的，不同程度的。游盈隆指出，根据相关经验证据，近一个月赖清德社会支持基础的流失主要原因至少有三：
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关税壁垒从来不是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有效工具。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台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不仅未能挽救国内产业，反而导致全球贸易急剧萎缩，加剧了经济大萧条的灾难性后果。突破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而非筑墙设垒。发达国家需率先反思其贸易政策逻辑，摒弃零和思维，以开放合作的态度重塑全球经贸秩序，才能真正摆脱当前的增长困境。
我理想当中传播的途径是分层、分阶段、分受众的。短平快也可以，短视频也可以，一下子调起你的小兴趣，比如哲学、历史、文学小故事都OK，先把你吸引进门，然后再上音频。音频是传统和新时代当中能够结合得很好的渠道。比如播客已经十几年长盛不衰，而论坛在哪里？我还在坚守论坛，我知道论坛非常小众。博客在哪里？天涯、西祠胡同在哪里？播客长盛不衰，这个就很有意思。播客可以碎片化收听，比如洗碗的时候听，我是健身的时候听，也可以聚精会神地听，非常有弹性。今天知识分子一定要有媒介意识，甚至说得夸张一点你做网红没问题，但是你要考虑如何做，是不是还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一种初心。你只不过在实验各种各样的新的传播手段，背后还是要有你的坚守、追求。
后来，同乡亲们摸爬滚打干在一起，打井、打坝、修梯田、办沼气，真正认识到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还自编了生产口号：“决战一九七四年，干部带头抓路线，群众都是英雄汉……打坝一座迎新年。”
两天后，在村头文化广场上，村民们举着手机，扫码观看自己感兴趣的AI普法情景剧。孩子们围着大人，好奇地盯着屏幕。老人们则边看边点头，不时讨论。实践团成员耐心解答疑问，法治观念悄然入人心。
我想谈的是社会所稀缺的东西、需要的东西。就像现在所谓的网红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很复杂，展开来谈可以谈很多。网红不是一个人或者一类人，其实也是各种各样的。原来所谓知识分子的评判体系是学院性的，通过学术、知识、体制或者同行评议，来评判你的价值。可是今天这个体系更多变成了一种社会评价体系。这个时候知识分子是“趟伐牢”的。更关键的是，其中涉及权力问题。知识分子其实很渴望权力，不是说政治权力，人都无法摆脱权力的网络。这种权力可以体现为一种话语的播撒，他要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