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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城市发展条件看，城市是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必然会对城市发展目标、形态、动能等产生约束和引导。当前，我国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左右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我国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是载体和平台，承载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为此，我们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过去城市增量扩张过程中形成的从地方债务管理到财政金融举措等政策制度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加上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城镇人口增长将逐步转向平台期，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培育、增强城市发展新动能。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才能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这也有利于释放内需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而助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去年，民航局、国家发改委联合发文《关于推进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的指导意见》，画出国际航空枢纽的蓝图，提出“3+7+N”国际航空枢纽功能体系。

　　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胜利。在艰苦环境中勠力同心、顽强拼搏，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这正是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形下都有感召力，也是历史留给今天的启示。正如近期安徽一位11岁小学生参观抗战主题展览后所写下的，“我们在享受幸福的同时，也要铭记历史，永远不能忘记”。

　　去年7月接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中国已实施完成100多项主席国活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主席国口号、擦亮“上海精神”金字招牌。

　　刘国胜说，鲁迅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格局中来看中国抗战的。1933年9月，希特勒肆意散布法西斯理论，鲁迅指出，同为法西斯，“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受殃更毒”。后来发生的南京大屠杀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该计划规定，愿意离开的人将获得一笔5千美元现金，并享有4年租金补贴及一年的粮食援助。土地所有者则可获得“数字代币”，用于资助在境外展开新生活，或兑换未来在加沙新城建设的一套住房。

　　值得关注的是，截至9月1日，A股两融余额达到2.3万亿元，突破历史新高，超过2015年6月18日的2.27万亿元，较上一日增加356.43亿元。其中融资余额为2.28万亿元，同样超过2015年6月18日的历史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