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政策出台的背景，是行业内愈演愈烈的低价竞争。7月11日，交易商协会对广发银行二级资本债券项目中的6家主承销商启动自律调查，其导火索是堪称“地板价”的承销服务费。根据广发银行7月10日公示的中标结果显示，6家机构以合计63448元的承销服务费中标，其中，中国银河证券和兴业银行报价仅700元，广发证券报价1050元，国泰海通证券报价4998元，中信建投证券和中信证券分别为3.5万元和2.1万元。将总承销服务费折算至每家机构，平均每家机构的服务费仅1万元左右。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08亿人；6至10岁和10至19岁网民达1.85亿，占比16.7%。作为网络空间的“原住民”，他们已与网络深度共融共生，其数字化生活程度日益提升。今年全国两会上，有全国人大代表倡议在未成年人中开展“息屏24小时”行动。一段时间以来，过度依赖电子产品带来的“成长烦恼”，如视力下降、睡眠障碍、肥胖率攀升等现象也引发广泛关注。如何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培养新一代数字公民？构建家庭为基点、学校为主线、社会层面为基本支撑的协同育人体系或是一条合适路径。
近些年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举措，中国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不少是长期执行的制度性政策。比如为消除重复征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7%降至13%；个人所得税也通过扩大税率级距、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提高起征点，实际降低了税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等。
作为渔船出海作业的必需品，用于鱼类保鲜的冰块需求量近日激增。连日来，上海的一家制冰厂加足马力生产冰块。工人们熟练地操作吊机，将一格一格制冰模具 放入蓄冰池内。启动制冷设备，放水、制冰、脱冰、入库，整个过程大概要12个小时。加冰时，工人们会把这些冰块 通过专用轨道 滑送至百米外的渔港码头进行碎冰，然后直接装入船舱。目前，冰库内已储存了2800多条大冰块。
更为严峻的是，当前国际版权规则尚未对微短剧建立适配性的保护框架，使中国企业在遭遇侵权时缺乏明确的维权渠道和跨境法律支持。一些企业尝试通过YouTube等平台举报侵权内容，但因流程复杂、反馈周期长、标准不统一，大多数侵权行为难以及时处置。更现实的困境在于，维权成本高、成功率低，令部分企业被迫选择沉默甚至放弃维权。在此背景下，“版权纠纷先于内容出海”的现象不断上演，甚至引发舆论对中国内容输出质量的误读。
另外，相关技术人才不足、教育缺位、制造业链条不完善等问题也在限制着日本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与普及。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数字技术产业相关人才较为匮乏，到2030年时预计将面临最高约79万名软件工程师的人才缺口。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科技与学术政策研究所的报告也显示，日本人工智能研究相关的论文数量远远落后于中国和美国。美国科研机构公布的大学研究指数显示，东京大学虽然是日本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排名最高的高校，但其在全球排名中仅列第127位，前一百名几乎均为中美两国顶尖高校，这也从侧面显示出日本学术界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竞争力难以进入第一梯队。
北京一中院民六庭庭长崔丹妮表示，依据劳动合同法规定，负有竞业限制义务的人员限于高级管理、高级技术人员和对用人单位商业秘密或知识产权负有保密义务的其他人员。
21世纪初，浙江文化遗产保护任务艰巨，“重利用、轻保护”的现象仍然普遍，文物安全问题比较突出。习近平同志深刻认识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指出“文化遗产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民族文化的见证，其中蕴含着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创造力、生命力、想象力。一个没有文化遗产的民族和国家，很难说是有真正实力的民族和国家”“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他还强调，“在建设文化大省中，我们将把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绚丽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作为一种宝贵资源”。习近平同志亲自领导部署了浙江文化遗产保护的系列重点工作和重大工程。比如，对于西湖文化景观的保护。2002年，习近平同志将西湖作为考察杭州的第一站。2003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考察杭州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时指出，“西湖的周围，处处有历史，步步有文化”“对这些历史文化遗存，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又如，对于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习近平同志曾两次到良渚调研。2003年7月，他在良渚调研时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他还曾两次到跨湖桥遗址调研。2006年4月，他第二次来到跨湖桥遗址考察，指出深入研究跨湖桥文化，把跨湖桥文化发扬光大。2006年11月，浙江省文物局《浙江文物要情》公布了关于距今10000—9000年的浦江县上山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习近平同志对此作出重要批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习近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与实践探索，充分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旗帜鲜明地回答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问题，明确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根本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