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7月，通过即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方式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济的人次2.31亿，共济金额303.41亿元。
“正所谓‘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习近平总书记曾以屈原的《九歌·国殇》，致敬抗战英雄。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最牢固的基础在于文明互鉴，最深厚的力量在于民心相通。”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这样说。
“小喇叭帽子一戴，法律问题一扫就会！”这个头戴蓝色小喇叭帽、笑意盈盈的“云朵小助手”名叫“法法”，是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学院“法润乡村·数育未来”实践团打造的“智慧普法员”。
“天下艰难际，时势造英雄”“所有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人们，都是抗战英雄，都是民族英雄”“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英雄”二字，27次响彻人民的殿堂。
许纪霖： 2003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事实上我要回应的是90年代到2000年初第一次知识分子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和今天有点不一样。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80年代知识分子天然认为自己是精英。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知识分子碰到三个挑战：
简单来说，帝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不能叫北京知识分子，是叫“首都知识分子”。首都人和北京人是两类不同的人，北京人是胡同里面出来的。我们见到大部分的北京的精英都是首都知识分子，不是北京人，而且对这个城市毫无感情。他们所关怀的不是北京，他们对北京没有兴趣。前一些年我带一个团队专门做上海和其他城市的比较研究，在天津、北京、成都等地开学术研讨会。最适合比较的对象应该是北京，但是找不到愿意合作的学术机构，北大、清华、北师大这些北京最牛的学校会说，我们是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研究北京觉得很掉份。中国社科院更是如此，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北京社科院，终于把这个会开成了。北京的精英从来和这个城市是没关系的，从民国的时候就这样，一直到今天，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和天下大事。
第三，90年代以后从西方过来的“后现代”思潮降临。什么是后现代？简单地讲，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是相信自己手握真理，代表普遍的正义，后现代说：错了，这些都是虚妄的宏大叙事。后现代不相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普遍的真理和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