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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衍樑：您书里花了很多篇幅回溯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历史，里面有很多的故事人物，虽然他们不生活在今天互联网网红的时代，但是代际之间的变化，其实和今天很多事情背后的线条高度相似。

　　在不断健全法规政策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先后印发相关文件，修订相关法规规章，制定烈士纪念设施规范管理、加强烈士纪念设施展陈讲解工作的意见等政策制度，为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这些抗战烈士纪念设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最后回答你刚刚的问题，关于狐狸与刺猬，这是英国大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提出的，他借用古希腊一个寓言：“狐狸有多知，刺猬有一知。”狐狸是发散性的思想家，什么都懂一点，但没有体系；刺猬只认自己那点知识，却建构了一套体系。在我看来，学院专业领域大部分都是刺猬。很多一流学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学问极高，可如果问他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他可能会非常无知，连常识都不知道。这就是刺猬。狐狸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谈。从长期的公共空间来看，也许更需要狐狸型的学者，因为他有多知，更适应公共空间的知识系统，可能没那么专业，但比较大众。

但是我个人的理解是需要“刺猬为体，狐狸为用”。毕竟还是要有自己的专业，但是又有发散性，这样可能更好。“狐狸为用”，就是你有自己的核心知识。有一句谚语就是，你在某一个问题上什么都知道，但在所有的问题上你都能知道那么一点，这是最优秀的。用我的话说，你既要有刺猬的特质，也要有狐狸的特征，这样的知识分子才能进入公共空间，才能和网红有得一拼。

　　后来，同乡亲们摸爬滚打干在一起，打井、打坝、修梯田、办沼气，真正认识到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还自编了生产口号：“决战一九七四年，干部带头抓路线，群众都是英雄汉……打坝一座迎新年。”

　　几年前，艾某忠在山西大同市出资设立某医院后，便盘算上了骗保“生意经”。他们到周边县区，以各类幌子四处吸引、招揽患者住院，还“动员”本医院的职工及家属“住院”。

许纪霖： 先讲个人选择，在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差异上我做过研究，我除了研究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以外，我还特别喜欢观察城市。上海和北京刚好是可以比较的空间。除了法国（法国巴黎独大），其他大部分的大国都有“双城记”。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北京，一个上海。我在书里面专门有一篇讲魔都和帝都，当然我是以特定的角度讲知识分子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