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新的台行政机构刚上路，即遇上立法机构改革风暴，尚无亮丽表现。再加上若干“部会”状况不少，屡成媒体议论焦点，如台内务主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海委会”等。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9月17日18时启动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为了确保安全，位于台湾浅滩渔场的作业渔船需在9月18日12时之前向北撤离出台湾浅滩渔场海域；福建漳州沿海养殖渔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需在9月18日12时之前撤离上岸。
预制菜行业在知情权保障上的短板，源于标准、技术、企业意识三方面。从标准层面看，预制菜国家标准尚未颁布，缺乏统一定义与分类规范，这就为部分商家的操作留下“模糊空间”。从技术层面看，全链条溯源体系尚未在预制菜行业普及，消费者难以便捷查询原料来源、加工流程、生产日期等关键信息。从企业意识层面看，部分企业信息披露意识不强，尽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经营者的告知义务，但预制菜“要标、怎么标、标什么”缺乏刚性约束。
去年，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建成投入使用，与她所在的恒颐复健之家养老公寓相邻。依托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各种丰富的为老服务从养老院向外辐射，惠及周边社区老年人，包括为老年人开展了一系列医养结合项目。借此，汪唯一也跟着走进了社区，把康复知识送到老年人身边。
九一八事变的结局自然没有因为宇垣一成此番对蒋作宾的表态而有所改变，对此，蒋作宾后来在回忆录中认为，宇垣一成“亦无制止能力，如林铣十郎，即为朝鲜驻军司令，在其指挥之下，擅自开动，亦莫可如何”。蒋作宾此说未必没有道理，毕竟宇垣一成被认为是日本陆军中的温和派“大佬”。不过，即便九一八事变或许是出自关东军的“独走”，但宇垣一成在九一八事变中事实上充当了关东军的共犯。在根本上，正如学者黄道炫所说，“观察战争爆发，不能简单以日本政府的表态为准，已经无法束缚军人的日本政府，既为军人的鲁莽担忧，内心又不无为他们的大胆庆幸和自豪之意”。不过，对于身为外交官的蒋作宾而言，当时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我们深切感受到，重庆对台胞台商的关怀始终如一。”毛治国表示，从惠台措施的细化落实、对台青创业孵化基地的支持，到台胞就医上学的便利保障，重庆为台胞打造“第二故乡”般的温暖环境。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知。新政学系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被许多人目为“亲日派”、“日本通”的黄郛在9月19日晚上由张群电话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黄郛这一天在日记中称：“回忆六月初旬，时岳军（张群）在北平，曾有一函致岳军，对时局加以三点注意。其第二点即说对日外交应稍转变，若操之过急，恐日人乘我南部有事时，在满洲有所动作牵制张汉卿（张学良），令其不能戮力关中，镇压北部。又于八月初旬，君怡（沈怡）由山回沪时，托伊转达岳军……兄宜十分对外慎重……两次进言毫无回声，今事隔四阅月，而居然难作。岳军电且有促我早日返沪之意，事已至此，返沪有何用处。言念前途，真是心痛。”
“从前年底开始，我们陆续接到了大量反映庄周街道区域内征迁安置腐败有关问题的信访件，矛头直指本地个体经营者蔡燕蒙。”蒙城县纪委监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代振宇介绍，核查组通过技术排查、数据对比等手段，发现蔡燕蒙可能涉嫌诈骗犯罪，便将线索移交县公安局。
